第十章 多元智能理论研究中问题的思考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对多元智能理论研究中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首先介绍对多元智能理论持批评态度的一些观点，然后根据有关研究成果的分析和中国学校在实践多元智能理论中的成功经验，对某些批评意见表示我的不同观点，肯定了在教育改革进程中学习与实践多元智能理论的重大意义。本章还讨论了多元智能理论中的非智力因素以及加德纳提出的第九种智能即存在智能是否存在的问题，最后探讨对多元智能理论在翻译成中文时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商榷与思考。
一、对批评观点的置疑
多元智能理论可不可批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风靡一时的多元智能理论当然也不能例外。
多元智能理论的反对者、批评者在中国和外国都不乏其人，国内甚至有人将加德纳及其多元智能理论贬得几乎一无是处。但至今仍然没有人能找到推翻这一理论的有说服力的根据。主要原因，是大多数批评者忘记了要想肯定或者否定一项新的科学理论，首先要重复提出这一理论者所依据的实验，或者自己设计更加合理的实验，去发现这一理论及其进行过的实验的合理性或谬误之处。
加德纳提出多元智能理论的依据，是他在两个领域中研究成果的总结，一个是在《零点项目》有关儿童艺术心理发展的研究；另一个是在波士顿退伍民人医疗管理中心所属医院对脑伤病人进行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如果怀疑者重复过这两项研究，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才有资格发言。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重复过加德纳做过的那些实验，也没有人设计过更合理的实验。所有怀疑者的文章，都属于思辩性质的，没有实验依据。他们中的多数人可能已经忘记了，多元智能理论是有关自然科学理论，是发展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理论，不是一般的教育学理论，更不是教学法理论。
国外的批评者们认为，作为一项理论，多元智能理论缺乏理论、实践及教学法基础。
首先，他们对加德纳提出的各种智能有赖于大脑中互不相连的各个模块的说法提出质疑。神经学研究表明，加德纳理论中的各种智能，都是依靠分散于大脑中不同模块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存在的。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模块的确能够发挥某些功能，只不过认为要受到限制。他们认为大脑的某个部位掌哪种功能，并非天生固定，而是有弹性的，要受到早期生活习惯的影响，所以多元智能理论不成立。
一项科学理论的否定，不能凭主观臆想，需要进行大量的平行实验才能得出结论。这些反对者并没有认真地进行过脑神经功能的系统研究，也几乎无人进行过加德纳从事过的几千例脑伤病人的研究，更没有对于大量一般儿童和相当多的特殊儿童如神童、白痴专家、患孤独症儿童艺术思维的发展进行过研究，因此反对的声音显得软弱无力。
相反，加德纳的反驳，却显得理直气壮。
他在2003年表示，现在对神经系统的功能和发展，人类已经有了更为详尽的了解，也产生了高度功能的机器来监视大脑皮质的思考过程。这些逐渐积累的神经学方面的证据，对于多元智能理论的主要论点，有令人惊讶的高度支持之处。那些研究结果支持加德纳所形容的特殊智能，同时也对例如如语言、数学和音乐智能等方面的运作能力的精细结构，提供了极佳的证据。现在人们已经承认任何复杂的智力活动，都牵涉到大脑的几个部位，也可以明确地辨认出每一个人在执行同样的活动时，可能对各自不同的大脑部位做出不同程度的控制。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来自遗传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的可靠证据很少，有关的推理人为的痕迹明显。20年来，大量来自于神经心理学研究的有力证据表明，的确存在着不同的智能。这些证据对于证明多元智能理论的正确性，是非常有力。
20年过去了脑科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知识，以爆炸般的速度增长着。.......作为一个业余的遗传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我尽了最大的可能追踪以上领域的接连不断的新发现。我现在可以相当自信地说，所以这些新的发现，都没有对多元智能理论的主要观点提出怀疑。”
批评者们还认为多元智能理论的定义不完善，缺乏严格性和精确性。认为至少可以说，该理论是不完整的。
加德纳的学生中也有人认为他在多元智能理论中提出的，只是加德纳自己拥有的智能。
如果这些批评者和加德纳的学生认真研究过他有关智能的八个判据，认真阅读过他在1975年出版的《受损的智能》一书，就知道此理论决不是加德纳的主观想象。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也不是根据加德纳自己拥有的智能确定的。多元智能理论虽然不能像相对论一样既得到实验的证明，又能得到数学上的证明，但实验的根据是确切的，智能的判据是严格的，准确的。每一种智能的选择和判断，都有严格的标准，非常客观，看不出主观因素和感情因素。
何况语言智能和音乐智能是加德纳的强项不假，但空间智能和身体运动智能无疑是加德纳的弱项。由于他的哥哥幼年死于运动事故，父母从小就严格限制加德纳参加体育运动，致使他20岁才学会骑自行车，之无疑使他的身体运动智能未能得到开发。加德纳虽然是艺术史专家，但承认自己空间立体感不强，而且是色盲，缺乏分辨色彩的能力，本书上编引用他本人的文字可以为证。可见空间智能决非他的强项。至于逻辑-数学智能，加德纳认为自己并不缺乏，理由是自己对数学一直抱有很浓厚的兴趣。但他又承认自己的逻辑-数学智能因为中学期间学校师资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始终没有得到开发，至今仍然感到很遗憾。所以他提出多元智能理论中的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并非依据自己的智能强项确定，而另有客观科学标准。
这个理论不是加德纳在一夜之间梦想出来的。一项智能应该有什么标准，每一项智能存在的可能的证据，以及修改这个理论的方法，他都提出了说明，本书第九章有详细的介绍。
由于拿不出更好的证据否定它，有些批评者不得不承认多元智能理论的成立，但认为在学校中实践该理论是不实际的。在班级人数较多，教学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多元智能理论可能会被他们看成是乌托邦一样的空想。特别是多元智能理论开始在美国实验时的对象，都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因此这些反对者认为，在较大规模的班级中或者美国社会中比较贫困家庭子女中开始有效的多元智能评估，来对学生的技能与能力进行比较，分类是很难的，起码经费的问题无法解决。相反，心理测量学的提倡者们认为智力测验IQ可以廉价地精确地同量测出大数量人群的综合智力，是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的好办法。
不错，智商测试有它的优越性。对于个体的多元智能层面，在理论建立并投入实践的初期，的确还缺少省时省力的准确评估方法。但不能就此认为它没有实用性，更不能轻易地否定甚至放弃这一理论。尽管多元智能理论在国外主要受到了心理测量学家的批评，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热情和实践，各行各业的学者们表现出对多元智能理论的兴趣和赞许，已经充分说明了多元智能理论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面对教育界的一片肯定之声，反对者显得软弱无力，没有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学校和城市的基础薄弱学校里，格外受到校长、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充分证明了它的应用不仅适宜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也适合中国广大不富裕家庭的儿童，适合在应试教育体制下表现不佳的学校和学生。
北京昌平三中在2001年之前，是刚刚从职业高中转为普教的基础薄弱学校。面对四流的生源（一流去市重点，二流去区重点，三流去老牌普通中学，四流的才不得不进入由职高转制的普通中学），社会和家长对它不信任，教师自己也打不起精神。面对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挑战，是多元智能理论使它摆脱了困境，走上了一条充满希望的成功之路。
校长隋彦玲老师在2002年的总结报告中说：
“转制无异于一场变革，变革就意味着创新，创新则需要一种理论，形成了全校的共识，而最适合我校实际的就应当是多元智能理论了。多元智能理论不仅可以开发学生的潜能，更可以开发教师潜能，促进学校的发展。当我们接受了它，并靠它平稳转制，成为北京市中学规范化建设达标校时，我们就更坚信这一点了。.......是多元智能理论带我们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惑，为我们指出了学生发展，老师发展，学校发展的光明前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根据学校的现状，我们在确定“科技兴皎”战略思想的同时，将多元智能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作为这一战略思想的理论支撑点，毅然参加“借鉴多元智能理论，开发学生潜能实践研究”课题组，成为其中的项目学校，并将这一课题当作学校科研工作的重点。
学习了多元智能理论之后，学校领导在困难形势下树立了信心。因为多元智能理论带来了新型的学生观，使他们豁然开朗，开始乐观地看待末流生源，认识到重要的不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如何，而是他们是否热爱学习，能否健康快乐的成长，找到了素质教育的理论根据和实践的方法。
学校领导首先挑战一线教师中责任心强、威望高，既有丰富教学经验，又有较强研究能力和教师担任多元智能理论研究的骨干，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主动参加研究的教师达到任课教师的90%以上，人人按照课题的计划制定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实践之中。
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之后，学校领导因势利导，为研究创造各方面条件，不但给每个教师配备了《多元智能》、《多元智能的教与学》、《多元智能教与学的策略》三本书，从理论上武装教师的头脑，而且建成多媒体教室，电子备课室，网络机房等设施，提供条件，开拓了研究空间。
学校同时加大了多元智能理论的宣传力度，不但在校长办公室会议上反复研究此课程的进展和问题，多次召开任课教师会，认真总结经验，还分别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学生、家长会议，宣讲多元智能理论，介绍学校课题开展情况，使全校上下形成合力，一致投入课题的研究中。
昌平三中对多元智能理论的实践研究，主要在课堂教学和环境两个方面，在形式多样、遍及全校各个角落的“多元智能课常”中，教师关注差异，满怀热情地去探索、发现每个学生身上不同智力潜能的闪光点，采用动态的教学方法，制造开放的学习环境，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多元智能课堂”的研讨活动中，学生克服了过去因为考试成绩不佳产生的自卑感，潜在的智能在自由探索的教室气氛中被激活，从而开始主动参与各种教学活动，尽情展示自己的风采。经过一年多的深索，学生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提高，更重要的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这给他们带来了勇气和自信。勇气和自信，对于在应试教育中的不成功者来说，往往是发生转机的催化剂。昌平三中正是通过多元智能理论为指导的课堂实践，使过去看起来后进的学生增添了勇气和自信，从而实现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多元智能理论提高的不仅仅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他们的学习成绩，而且也提高了教师的素质。从教师们大胆运用多元智能理论进行教学实践的热情中，从他们精心设计的多元智能理论课堂教学的案例中，从教师们先后总结并撰写的数百篇论文中，人们可以发现昌平三中广大教师对于多元智能理论的认同和赞赏。多元智能理论不但转变了他们的学生观，也开发和拓展了他们自身的科研和教学的潜能，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隋彦玲校长在结束总结报告之前说：“我们感谢多元智能理论，是它为我们扬起了希望的风帆，可以让我们驶入远航之列。”北京昌平三中不是尽善尽美的学校，多元智能理论的实践也仅仅开始了不长的时间。要想真正变成一所被人广泛称道的学校，这个学校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受到多元智能理论与实践鼓舞的校长、教师、学生甚至家长们，将会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去创造学校美好的未来。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城市基础薄弱学校甚至农村学校对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感激之情，因实践中取得满意收获的喜悦之情，到处都可以听到和看到。
浙江省慈溪市宗汉街道办事所辖的中小学，大多不是重点学校。但是街道教育办公室认识到多元智能理论对于教育现代化的作用，积极进行了实践，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在认真总结多元智能课堂教学的特点和规律后，许光荣先生在总结中写道：“多元智能理论是当代新型教育理论的杰出代表，它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学生观、人生观、能力观、从而为当前正在进行的素质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学习和研究智能理论，我们仿佛看到了以发展学生潜能为己任的新型多元智能学校，看到了由多种智能巧妙组合的具有个性和特长的学生，看到了教育发展的契机，找到了推进素质教育的突破口。”
浙江省慈溪市宗汉街道所属学校的校长们也认为，完全可以借鉴多元智能理论，对学校教育改革进行整合，确立促进学生全面素质发展的质量观、“行行出状元”的人才观、每个学生都能成材的学生观、注重个性和发展的评价观、智能培养比知识更重要的能力观和尊重学生智能结构的因材施材的教学观，从而在教育教学实际中实践多元智能理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这些看法和观点，都是在经过实践后形成的。
山东省诸城市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0%，全市18万在校学生绝大多数是农家子弟，全市的教育也就具有比较典型的中国农村教育特征。长期以来，该市把多元智能理论确定为实施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采用各种办法，对全市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中专等各类学校的干部和教师近5万人次，进行了多元智能理论与实践的培训。在广泛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他们进行了大面积的实验，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于提高全市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效益十分明显。
他们的事实证明，多元智能开发与评价的研究，适合我国农村地区实施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和客观需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诸城市教育局的同志认为：多元智能理论不是仅适用于区别不同智能类型学生的简单说明书，而是适应新世纪世界教育发燕尾服趋势的前沿教育科学，是涉及诸多教育领域的系统理论，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人本性，其深远的理性内涵与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目标一脉相承。
他们还认为，中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传统教育实行标准件式的生产模式，对大多数有潜能、有前途的农家子弟施行无情的埋没和淘汰。而多元智能理论的推广普及，可以为广大农村学生开启新的发展空间。因此他们提出建议，多元智能理论实践研究的主战场和重点应该放在农村。
由此可见，多元智能理论的教育决非美国中产阶级的专利，它最适合我国农村广大教育条件处境不利地区的教育改革。
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一般学者对于新的理论大都不会采取慷慨的支持的态度，多元智能理论受到相当程度的批评，我并不感到意外。一个理论是不是可靠、是不是被接受的一项指标，在于这个理论的文献在学术文章和教科书中被引用的次数。过去几年，多元智能理论曾经在无以计数的文章中被提到，也被大部分提到有关智能问题的教科书所引用，这些参考资料的绝大多数，对这个理论都相当尊重，持正面态度。
而加德纳最欣慰的是来自纯科学（如生物学）和非自然科学（如艺术和人文）领域的一些学者们的支持和反应。多元智能的想法在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里，都受到相当程度的肯定，而他所提出的智能项目通常也是被认可的。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那些其他领域的学者并不是有关智能方面的心理学家，他们对智能并不真正了解。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们外行，他们也就比较不会带着成见来看待这个理论，这些“外行”的反应，说不定更准确。
虽然反对者从理论上说明了自己不赞同的理由，却没有从科学的研究中找到有力的证据。面对教育界的一片肯定之声，他们的观点显得软弱无力，难以拿出更有说服力的东西。
赞场不仅仅来自中国的学校。
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的两名研究人员调查了美国11所多元智能理论的实验学校，访问了教师、家长和学生，结果表明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教师和校长认为，多元智能理论的实验促进了课堂活动的开展，增强了教学的效果。教师反映，多元智能理论使他们看待学生智能的视野更加开阔，更加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学生，家长反映，孩子对自己更加有信心。
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学习成绩也有了提高。
这两名研究人员之一的明蒂·科恩哈伯（Mindy Komhaber），曾是加德纳最优秀的博士研究生之一，因为学过中文并且对中国人很友好，我在《零点项目》访问、讲学时曾得到她很大的帮助，据她和她的同事对美国运用多元智能理论进行教学实验三年以上的41所学校的调查，81%的学校在学科成绩上有所提高，其中67%的学校把学科成绩的提高归因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应用，78%的学校在标准化测验成绩上有提高，其中63%的学校认为是实践多元智能理论的结果，78%的学习有困难的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还有人反对多元智能理论有关智能的评价应该结合文化背景的论述，认为智能的强弱与所处的文化背景无关。这样的声音，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美国和当今的世界，自然没有什么市场，显得更加微弱。
与美国的批评者比起来，目前中国对多元智能理论持完全批评意见的人极少，绝大多数研究论文都持基本肯定的观点。最多在肯定的同时，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原因可能是中国更缺乏对多元智能理论进行平行实验的条件，即使不以为然，也得不出与之完全相反的结论。
还有些人，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条件进行深入研究，但因为逆向思维的习惯，总想了解一下多元智能理论的毛病，或者想从外国人那里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决不轻信一种理论，敢于怀疑被大多数人肯定的学术观点，是个好习惯，真理有时候的确在少数人手里。但不可忘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多元智能理论是否站得住脚，当然不能看它一时的功效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能坐而论道，挖空心思去找它的不是之处。最好的办法，是投身中国推进素质教育的大潮中，在运用多元智能理论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不一定要从外国人对多元智能理论的看法中发现问题。加德纳自己对多元智能理论是保持清醒头脑的，对于各式批评也一直抱着坦然的态度。
加德纳曾经说过，那些想要找到关于智能的理论究竟可以成立或不能成立的人，都太天真了。因为自然科学的一些理论，如进化论或地质构造理论同样也难以用一种简单的实验来证明。通常都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观察，逐渐积累许多证据，人们才能认定这个理论成立与否。
加德纳对多元智能理论也采取同样的做法：先提出一套可能存在的智能，找出每一种智能各自的特性。他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自己提出的这些特别的智能项目，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独立性和依赖性会越来越清楚。
多元智能理论究竟能不能成立，还是让实践和时间作判断吧！加德纳本人对此保持请醒头脑的。
二、多元智能理论中的非智力因素
国内某些学者，认为加德纳将人的一切能力归结于智力，对此表示出疑问。
有人认为加德纳将素质教育的多元结构仅仅归结为“智能”，是不全面的，只不过是将阿尔弗莱德·比奈局限于数学和语文的“智商”概念，扩大到智力领域的其他方面而已，同样极大地忽视了“应试教育”中被排除在外的品德、意志、情感等极为重要的非智力因素。由此他们认为，加德纳还没有完全摆脱工业社会的“智力第一”的影响。
在哈佛游学时，该校教育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曾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的一位知名教授，也对我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在赞同多元智能理论的同时，指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不能都归结为智能的培育。
还有些中国的心理学家认为，在中国实践多元智能理论、推进素质教育的时候，不可忽视德育、体育、美育等其他项教育。
应该承认这些观点都有道理，在中国的知识界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的确，如果因为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的借鉴和推广，使得我们的学校因此只关注智育的多元化，或者只在智育上动脑筋，就违背了素质教育的初衷，难以实现让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
但多元智能理论的教育思想虽然以智能的多元化为开端，但决不仅仅局限于智育，而是含有许多非智力因素。人们以为它讲的只是智育，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和教育观念的差异。根据我的观察，美国的学校主要管智育，体育和美育的分量很轻，不占中心位置。德育和情感教育，则主要是教会和家庭的事。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利用智能的“多元”化，有意无意地将德、智、体、美四育统统包括于智育之中，正适合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学校智育一统天下的环境里，推进我们所理解的德育、智育和美育。也就是说加德纳以开发人的多种不同的智能为名，在多元智能理论中主张的，是实施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
他提出并确认的八种智能之中，除逻辑-数学智能以外，语言、音乐、空间、身体运动四项智能都与艺术教育、美育、体育有关。人际、自我认识智能则明显与德育有直接关系，与美育有间接关系。博物学家智能（自然智能），则与素质教育所强调的实践能力有力，又结合了当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主题。
加德纳自己对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实验项目《艺术推进》说过：
“艺术的学习仅仅掌握一套技巧和要领是不够的，艺术是一个深度个人化的领域，学生在这个领域中将进入自己和他人的感情世界。”
他的语言、音乐、空间和身体运动四项智能，不仅涉及到艺术，而且涉及到情感。多元智能理论的智能培育，也有情感因素在内，实际上含有很多我们所说的非智力因素，只不过包括在他自己的智能概念之内。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些智能的培育理论和实践，看成是综合素质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智育。
尽管多元智能理论看重的人际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包含着道德的因素在内，但关键还是看人们怎样运用它们，出于什么目的。加德纳在大力宣传推广多元智能理论的同时，还曾专门、反复地强调德育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将智能的教育和道德的教育结合起来，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加德纳一贯认为，任何一种智能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智能本身是绝对无道德的，任何一种智能都可以被用来做建设性或者具有破坏性的用途。
加德纳的例子，是诗人歌德和纳粹理论的鼓吹者戈贝尔。这两个人都是精通德国语言的专家，歌德用语言创建伟大的艺术，而戈贝尔却煽起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为侵略战争服务。为此，加德纳多次呼吁教育家努力去培养智能和道德两个方面，并且尽可能把二者结合为美德。他指出如果智能不能和道德相辅相成，会造成致命的错误。他认为建设性地正面运用智能并不是偶然发生的，需要进行价值观的教育，因为决定如何运用一个人的智能，是个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靠计算能力就能算出来的。
由于其本身所包含的多种非智力因素，加上加德纳本人在阐述这一理论时多次强调了德育的重要性，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实践的过程中，人们自觉地、或在多元智能理论的引导下，加强了对学生的德育、体育和美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多元智能理论不是单纯的智育理论，而是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
在中国多元智能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已经有涉及到此理论与德育、美育、体育关系的多篇论文，说明多元智能理论不仅仅涉及智育，对于促进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德育，有广泛的正面的作用。才赢得了广大教师和家长的欢迎。
山东省诸城市密州路学校的孙海宁老师在《品德教育与自我认识智能》一文中，认为多元智能理论“从学生心理认知的角度为品德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要求学校在品德教育工程中实现四个转变”。主要就是指通过自我认识智能的开发，使德育从传统的灌输教育方法，转变为学生自主参与的实践性学习。
北京18中杨国锋老师认为开发学生的自我认识智能，可以促使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会释放出无可估量的潜能。
山东省诸城市龙源学校辛建国老师说：“我们以多元智能理论为依据，自主开发了12万字的学校德育课程，整体构建德育内容新体系。”
上海市蒲东新区陆家嘴花园小学刘薪老师的论文题目为《多元智能在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的整合》。认为长期以来思想教育或多或少存在低效性、乏味性、空洞性的弊端，为了推动思想教育的发展，增加品德课教学的实效性、趣味性和针对性，有必要在该门学科的教学中与多元智能理论相整合。她还认为，多元智能理论给思想品德课提供新的思路，创造新的模式。她的做法主要是运用语言智能理论，促使道德认知转化，运用身体运动智能理论，促使道德情感产生；运用自我认识智能，促使道德观念内化。
浙江省慈溪市宗汉街道中心小学的陈明敏老师在《借鉴多元智能理论，培养学生健康情感》一文中，介绍了自己通过人际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的培养，帮助孩子利用各种机会发掘自己的优点和特长，了解每个人都有其杰出卓越的地方，同时学习观察欣赏其他人的优点，学习忍耐和接纳别人与自己不相同之处，从而建立积极、明确的自我观念，进而增加了孩子们的自我激励能力，情绪控制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挫折承受能力，取得了可喜的经验。
由以上实践可以看出多元智能理论决非仅仅解决智育的问题，而是包含了大量的德育因素，特别适合我国当前学校德育工作的改革。
由以上人际和自我认识智能的开发和培育的例证，可以看出它们目前在中国的应用多侧重在德育方面。我以为还可以延伸，更多地应用于美育。不仅因为相比于德育，美育同样是学校教育中的薄弱环节，而且因为这两项智能与戈尔尔曼的情感智能有某些类似的地方。这两项智能的培育，和感情有密切的关系，是多项非智力因素的体现，不能认为只与德育有关。不少中国教师已经开始注意到它们和美育也有密切的联系。
美育和德育之间，肯定有明显的区别。德育是规范行为教育，着眼于调整和规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美育是陶冶和感发的教育，目的是影响人的情感、趣味和气质，所以美育和德育二者不能互相从属，互相转化。美育通过美学知识的学习和审美实践，培养学习感悟美、鉴赏美、评判美、创造美的能力，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审美修养和文化素质，陶冶他们的高尚情操，对于人智力的开发、想象力和创新思维的启迪、语言表达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有独特的功能，而且可以使之热爱社会、热爱祖国、热爱他人。美育是道德教育的手段之一，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通过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手段，增强人际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解决人际交往和行为规范中存在的问题，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反过来，人际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较强的人，与古今中外伟大艺术家的发生共鸣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对那些经典作品的理解可能会更加深刻。在他们身上实施美育甚至德育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可惜本书没有篇幅详述这两种智能的培育和德育、美育以及艺术教育的关系，那应该是另外一部专著的主题。但是本书第三章第二部分《多元智能理论与艺术和艺术教育》中，也已经对它们与美育或艺术教育的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加德纳多次探讨但至今定不下来的第九种智能即存在智能，更是非智力因素的体现。在哲学家看来，由于贫病交加，或生命短促，莫扎特和贝多芬是对存在问题思考最多、思考最紧迫的作曲家。由于存在主义哲学问题是不分时代、不分国界而属于全人类的，他们和他们的音乐才赢得了各种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类至今数百年的爱戴和共鸣。
所以说没有存在主义哲学思考的人，或者说存在智能没有经过开发的人，听不懂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慢板乐章、莫扎特的天鹅绝响--《第27钢琴协奏曲》、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看不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凡·高的《星空》、高更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罗丹的《思想者》、蒙克的《呼喊》、陀思妥耶斯基的《白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作品。
因此存在智能与美育有密切的关系。存在智能的培育，显然也是非智力因素的教育。
三、第九种通知存在吗？
南方某大学一位年轻有为的学者发表过下列观点：
“前五项智能的命名基本上依赖智能的符号系统或凭借物，人际、自我认识、与自然智能基本以上智能的指向对象命名。至于灵性智能与存在智能则带有明显的神秘色彩，显得似是而非。将这些分类标准不同的智能相提并论，构成的只是一个智能的大拼盘。”
我不明白“只是一个智能的大拼盘”是赞许还是批评，但说存在智能“显得似是而非”，明显是批评的态度。“似是”说明文章的作者承认加德纳存在智能的说法合理。“而非”，却说明作者并不相信它真的存在。但除了“而非”两个字的批评之外，却再也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
加德纳2003年在《多元智能理论二十年》的演讲中所说的“二分之一”通知，就是存在智能。由于他目前尚不能肯定这种智能是否存在，有待于今后自己和其他研究者的论证，所以只承认它是二分之一智能。
因为不甚明了，我1997年在哈佛时曾经问过加德纳存在智能的含义。他没有下面回答，只建议我去看老子的书，说看过后会自然明白。我从那时，就开始意识到可能是关哲学的智能。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大学讲师约翰·保罗·汤姆森博士（John Paul Thompson），在2003年准备参加中国浙江召开的有关多元智能理论研讨会的论文中，也认为存在智能实际上就是哲学智能。但他说得太笼统，太宽泛，我认为存在智能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智能，而是专指存在主义哲学的智能。
加德纳1999年在《智能重组》一书中，用了长达近10页的篇幅，介绍他有关精神智能（spiritual intelligence）和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的想法，用智能的八个判据对存在智能的存在与否进行了分析。即使如此，他还是不能最后确定存在智能的存在与否，表现了一个自然科学家严谨的科学态度。他们专家教授在公开批评多元智能理论之前，是否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反复的论证？
“存在智能，就是对人生和宇宙终极状态的思考。.......存在智能的核心能力，是在直达广袤无垠的宇宙尽头为自己定位的能力，是在人类的生活环境中与存在有关的能力，如在探索生命的价值、死亡的意义、个人肉体和内心世界的最终命运之时，在被人所爱或全身心沉浸在艺术之中获得刻骨铭心的感受之时，为自己的存在定位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人类已知的每一种文化中都受到重视。在各种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类，都创造了各自宗教的、神秘的、超自然的以及哲学的体系，来处理有关存在的问题。在现代的社会里，除宗教以外，人类还从美学的、哲学的、科学的等各种角度，说明自己对于存在问题的思考。”
“早期人类最主要的认知活动之一，就是思考并力图弄懂与存在有关的哲学命题，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与宇宙这个主题有关的远古的艺术、舞蹈、神话和戏剧的存在含义。但直到真正的宗教和系统的哲学理论出现之后，人们才开始用语言直接讨论有关存在的问题。此前的神话和戏剧，可以被认为是讨论存在问题的间接的方式。认识存在的能力和掌握语言的能力，都是人类的特征，是人类与其他生物最大的差异。”
我曾经去信问过加德纳有关存在智能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存在智能的概念，与存在主义哲学及其源头的几位欧洲代表人物如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理论，或者与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究竟有何关系。加德纳2003年12月26日来信向我问候“新年好”时是这样回答的：
“虽然当我选择‘存在’作为智能的名称时，很清楚地知道你信中提到的那些哲学家所做的工作，但是存在智能和任何特定的欧洲哲学家或者中国哲学家之间，并没有非常密切的直接关系。我只是想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的人类个体，有时都会思考生命的意义等一类问题，只不过你信中提到的那些哲学家，曾经将这些问题纳入了自己研究范围的中心。”
这些论述虽然神秘，抽象，但其含义却并不复杂。
按照加德纳的说法，自远古以来，人类就对生命，死亡和终极现实提出了疑问，并具有探索这些问题的倾向。他虽然没有对存在智能进行充分的界定，也不能完全肯定该智能的存在，但提出了存在智能要解决的，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有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死亡的意义、宇宙的奥秘等等。人类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敏感性和能力，就是存在智能，他让我去读老子，就因为这些问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范畴。
虽然加德纳在给我的来信中，认为存在智能与特定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没有“非常密切的直接关系”，但并没有否定与广义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经过对比我们可以知道，存在智能其实就是哲学智能的一种，或者是各派哲学和各路宗教创始人、各种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的神话编撰者思考有关问题时所运用的智能。
联想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直到70年代，发起哲学然后影响到美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的存在主义思潮，我越发感到探索这种智能存在与否的重要性。的确，谁没有生老病死？谁能不思考生命与死亡的价值和意义？人不可能总是经历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高峰体验”，不可能总是处于这种体验时的狂喜、顿悟和极大的幸福感之中。哪里有人生的痛苦、孤独、压抑、烦恼、焦虑和绝望，哪里就有存在的哲学思考，就需要存在智能。加德纳说得对，“认识存在的能力和掌握语言的能力，都是人类的特征，是人类与其他生物最大的差异。”
要了解存在智能，不可不首先认识存在主义思潮。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在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读者熟悉的一系列闪光的名字，如黑格尔、尼采、叔本华、萨特、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无论是生存的年代生存在主义哲学诞生之前还是在诞生之后，都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有关。
“存在主义把存在当作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个人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人的真正的存在，可还原为先于主客体区分的个人的纯粹的意识活动，由此可展现出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不同于物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是不断地选择和创造，也就是人的自由，人的真正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人就是自由的创造活动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和本质，故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还以为人的本质的存在不能用传统的理性的方法去认识，只能通过提示孤寂、畏惧、烦恼、死亡等非理性的体验去领会。”
虽然西方哲学上“存在”的概念，起源非常早。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都曾经使用过这个词，但现代存在主义思潮的雏形，发起于19世纪的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 1813-1855），他可以说是第一个真正的存在主义者。克尔恺郭尔与叔本华、尼采一样，都具非理性的色彩。他强烈关注生命和人生的问题，研究的焦点始终是人，人的存在，人的选择，怎样做人。
虽然1927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发表《存在与时间》，标志着存在主义正式登上哲学史的舞台。但存在主义哲学流派真正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强烈的影响，广泛流行，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特别是法国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萨特的不朽名著《存在与虚无》发表之后的事。
当然，存在主义有许多不同的流派，如“本体论存在主义”，“有神论存在主义”，“无神论存在主义”等，但以上《辞海》所介绍的存在主义的主张，明显地体现在德国哲学家海德尔和法国哲学家萨特的思想中。
“本体论存在主义”和“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强调指出，人与其他存在物是不同的。人不像其他存在物那样具有固定的、不变的本质，人的本质是由他自己的存在过程决定的。人用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决定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人也不像其他事物那样，有一个事先预定的本质决定他的存在。人的存在，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一个自我显示的过程，他的本质就是这一显示过程的内容，只要这个过程没有结束，就能够改变自己。归根结底，存在决定了人的本质。
海德格尔曾经用“天、地、人、神”的结构图，表示存在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
这里的“天”，象征着明亮和敞开，“地”象征着隐匿和关闭，“神”是神秘之域，“人”是生存之域，“存在”就是发生在所有这些遮蔽的场所的一切。
如果说海德格尔提出了“人的存在就是他的本质”，萨特则进一步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更加强调存在的主观性，哲学的主观性，意思就是海德格尔提出的人的“选择”，是极为自由和自觉的。
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说过：“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萨特认为这句话是存在主义的起点，也就是人可以做出任何自由的选择，没有人能约束他，但同时他也要为选择承担全部后果，因为绝对自由意味着绝对的责任。
存在主义思潮广泛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的西欧和美国。它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想，而且几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渗透于意识形态、文学、艺术、饮食、家庭关系等许多方面。哲学史上没有哪一个流派，产生过如此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具有如此明显的时代精神。究其原因，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人民经历了残酷和恐怖的战争之后，特别是在充分地体验了恐惧、焦虑、孤独、痛苦、无助等困境之后，对于人的存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人们开始反思人的存在的意义，反思人的选择的意义，很多人在问自己，在法西斯的暴力面前，有没有坚持真理？有没有根据自己的良心救助受害者，反抗纳粹的残酷和野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在选择时都显示了自己的存在。这种选择往往能决定生与死，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烦恼、彷徨、悔恨、无奈等心态。这些感情经历以及有关的选择、责任等等生存活动，都是存在主义的主题。存在主义与经历了残酷战争之后人们所需要的人道主义、自主意识相呼应，得以广泛流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加德纳的存在智能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虽然有差异，但也有着明显的联系和共同之处。
加德纳的存在智能是“思考生命的意义”，思考“人生和宇宙的终极状态”，思考“生命的价值、死亡的意义、个人肉体和内心世界的最终命运”的能力，是“在直达广袤无垠的宇宙尽头为自己定位的能力，是在人类的生活环境中与存在有关的能力”。很明显，这种能力对于实现存在主义的理想和主张：“人的本质的存在不能用传统的理性的方法去认识，只能通过提示孤寂、畏惧、烦恼、死亡等非理性的体验去领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些能力，就是克尔恺郭尔回答自己研究的问题所具备的能力。
对加德纳的一生特别是对他青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纳粹大屠杀，二是他哥哥艾瑞克的意外死亡。这两件事促使他从小就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思考人类个体存在的位置。
不到10岁的时候，加德纳就将自己和哥哥的角色作了换位思考，向自己提出许多存在主义的哲学问题。因为8岁的艾瑞克轻易地死于事故，加德纳由此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不可避免地过早地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死亡的意义。因为父母曾对艾瑞克寄托了极大的希望，现在他死了，加德纳自然地想到自己的存在和哥哥的存在对于家庭的价值是否相同的问题。不仅如此，经过纳粹大屠杀之后，加德纳家族中逃到美国的几十个人，都希望重振家族的雄风，特别希望霍华德·加德纳能代替艾瑞克，为他们的家族在新世界争光。
10岁以后，当他从父母的口中知道了更多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悲惨事件，他又思考起整个民族的存在和亲友们在纳粹铁蹄下的悲惨命运。他经常梦见他父母逃出德国以后10天，姑姑亲眼看到姑父，被盖世太保拷打致死的场景。年幼的加德纳因此不断反复地思考“这是为什么”。
虽然加德纳出生的时候，他的家庭已经虎口脱险，但是他好像也体验到了亲友和犹太族同胞当年在欧洲的恐惧、焦虑、孤独、痛苦、无助等困境，对于人的存在，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成人一样开始反思人的存在的意义，反思人的选择的意义，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从小就在霍华心中萌发，小小的年纪，他感到了自己肩上的重担和责任，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萨特影响了几代法国哲学家的《存在与虚无》一书，就是论述人的存在，论述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它告诉人们：人不是一个实体，而是意识，命里洽谈室要自由选择自己的行动。不管命运多么残酷，人们都有权利粉碎它。只有人的自由选择，才能赋予存在以意义，而人完全能够成为自己行为的责任人。但自由是一种重负。人必须勇敢地承担它。这就是这部700多页的名著给予我们的启示。12岁时面临着继续努力还是放弃成为钢琴演奏家的选择时，加德纳就不由自主地意识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命题。
所以我认为加德纳后来提出存在的智能的初始原因，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潮是有联系的。
至于存在智能与道家哲学的关系，我想《老子》第一章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以及第四十二章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都是与存在有关的哲学命题。
加德纳说“在各种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类，都创造了自己各自宗教的、神秘的，超自然的以及哲学的体系，来处理有关存在的问题。”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就是中国人在古代创造的处理有关存在问题的哲学体系。
如果说加德纳的存在智能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之间区别的话，就是加德纳的存在智能更加强调认识客观存在和主观感受的能力，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比较重视人主观的作用和因此产生的后果。
存在智能的一个特点，是与艺术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加德纳1999年在《智能重组--21世纪的多元智能》一书中定义存在智能时说得非常清楚（见本书第三章第一部分）。
哲学是人类理性的最高形式，艺术则是人类感性的最高形式。在加德纳看来，人类的存在智能，人类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除表现于宗教教义和哲学理念之外，古代和现代都表现于绘画、舞蹈、神话等艺术形式之中。他还认为荷兰画家凡·高、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其他人认为是病态的艺术家，都曾将自己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注入他们极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中。
而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曾将他们的研究对象转向艺术。海德格尔实现了思想领域的大转向，也就是由关注包括存在论（本体论）历史在内的整个“存在”的历史，转而关注如何全力克服主体形而上学，让“存在”自身走向澄明、成就真理的标志，也就是在艺术中探索“存在”的“真理”。
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更是在他自己的文学和戏剧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也不知是他的文学、戏剧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和人的心理给了他存在主义哲学的思考，还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思考指导了他的艺术创作，总之艺术的表现和存在主义哲学理念之间，在萨特那里是很难找出差异的。
存在主义哲学神秘吗？一点也不。
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音乐评论家、德国语言文学家赵鑫珊先生认为，哪里有人的生老病死，有根本的孤独、压抑、烦忧、痛苦、恐惧、绝望和焦虑，哪里就必定会有存在主义哲学语言符号系统。
他还认为，一切伟大的作曲家和画家，都是做存在主义感受和思索的艺术家。在伟大的物理思想家也就是自然哲学家的工作背后，往往也有存在主义哲学作为动力。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因为都有存在主义哲学的理念，所以才显得特别深沉。
他虽然不喜欢流行音乐，却认为即便是摇滚乐，其魅力也在于提出了存在主义的哲学问题。与其说是它的旋律和节奏席卷了世界，还不如说是它提出的问题震撼了当今世界青年一代。
“与其说凡·贝多芬和凡·高是大艺术家，还不如说他们是用艺术这种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表达人的生存本体的行而上先验结构--疾病、烦忧、压抑、苦闷、孤独和死亡--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两位先驱。”
我同意也的观点。
德国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 1883-1968）描述存在主义方框图和先验结构时，曾用非常简单的三句话加以概括，就是：我一定会死，我一定要受苦受难，我一定要博斗.......他还说过，只要人还活着，人的前途就永远取决于自己。意思是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面临着选择，所有的选择点组成的曲线，就是人的生命随时间变化的函数。贝多芬用音乐，证明了自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穿越苦难走向光明，通过斗争获得胜利”，“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常人难以振拔的苦能”，他比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早100多年，阐明了自己关于存在的思考。
除了音乐创作本身体现的才能以外，正是因为贝多芬将深刻而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哲理写入了他的绝大部分音乐作品，才被称为乐圣，赢得了古往今来全人类的热爱。原因很简单，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有关存在的问题。贝多芬用音乐，将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等人晦涩难懂、不能“一目了然”的语言，说得简单、明了，使人“一目了然”。
生命与死亡是艺术的永恒主题，也是存在主义哲学或者加德纳存在智能关切的主题。因此艺术和哲学，艺术家和存在智能（如果有的话），应该有关系而且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我们怎能轻易否定存在智能的存在呢？
生老病死神秘吗？音乐、绘画作品神秘吗？贝多芬、莫扎特神秘吗？摇滚乐神秘吗？物理学神秘吗？认真想一想它们都与我们每日的学习和生活有关。出现怀疑存在智能的观点，是因为中国研究多元智能理论的人，还没有对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智能进行深入的研究，结论显得过早。比照加德纳的论述和赵鑫珊的观点，我想德国的歌德、尼采、法国的萨特、高更、罗丹、挪威的蒙克、俄罗斯的陀思耶夫斯基、荷兰的凡·高、中国的鲁迅、曹雪芹等人，都可以被认为是身兼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艺术大师的人。因为他们同样在自己的诗歌、小学、杂文、音乐、美术作品中，表现了有关存在哲学思考。高更在朽名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中，更直接地表明了他有关存在问题的思考。为了探索这一艺术和哲学共同的主题，创立新的艺术风格，他抛家舍业，放弃了可观的财产，离开巴黎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离开了美丽的妻子和5个可爱的孩子，只身来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上与土著部落为伍，用绘画反映了人类关于存在主义的思考，最后贫病交加，死在多米尼加岛上，受到了后人的尊崇和景仰，难道他是为了似是而非的哲学理念作出牺牲的吗？
更有意思的巧合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和文森特·凡·高的名字，就隐含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命题。他们名字中的“凡”（Van），来自于荷兰法兰德斯的地方语，意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贝多芬的先人，是从荷兰移居德国的。凡·高本身就是荷兰人，他们都是荷兰“存在主义”家族的传人。
不仅是艺术家，科学家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命题的探索者。伟大的爱恩斯坦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艺术的形象思维和哲学的深层次思考，给予了他同样的启迪。加德纳说“除宗教以外，人类还从美学的、哲学的、科学的等各种角度，说明自己对于存在问题的思考。”爱因斯坦正是用科学的语言，讲述着人和物在宇宙间的存在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知，虽然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加德纳都不敢肯定它的存在，说它是“二分之一智能”，但直觉告诉我，存在智能可能是存在的。不但可能存在，而且应该进行与此有关的研究和教育。心理学界呼吁的心理健康的教育，教育学家在青少年心理问题严重、自杀现象不断出现时提出的“死亡教育”，不就是与存在智能有关的教育吗？
2002年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精神自卫年”，2003年9月10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防止自杀日”，这说明21世纪存在问题已经成了困扰全世界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到2000年全世界每年平均有100万人自杀身亡，约10-20倍于此数的人自杀未遂，中国则占25%，处于平均水平之上。从统计数字看，15-34岁自杀的高发年龄段，这段时期在心理学上被称为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的“易感年龄段”。
其中的15-25岁，在我国正是青少年接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阶段。几次大学生局部地区的自杀统计数字都高于25%的平均数字。2001年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方明昭教授等曾对北京7所重点大学，1所普通大学的自杀状况进行分析，表明自杀死亡已占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1.9%学生有过自杀未遂行为。自杀的女性高于男性但既遂的男性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高，自杀率越高；越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自杀率越高；接受素质教育者低于接受灌输式教育者，家庭不幸和单亲家庭子女自杀率高，理工科学学生自杀率比文科科学生高。
我没有进行过调查，但是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凡是进行过存在主义哲理性思考的学生，凡是热爱艺术的学生，特别是热爱莫扎特、贝多芬、柴科夫斯基充满哲理性音乐的人，自杀的倾向性相对要小一些。
著名交响音乐指挥家李德伦生前亲口对我讲述过他辅导大学生欣赏交响音乐的一个小故事。他曾经收到过一位女大学生的来信，信中表达听了他讲解柴科夫斯基《b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后的感受。这位女同学因为感情问题原来准备自杀，无意中听了李德伦先生边讲边播放的《悲怆》后豁然开朗，认识了生命的价值和死亡的含义，决心坚强地活下去，给为她打开了哲理性古典交响曲之门的指挥大师寄来了感谢信。
我不是哲学家，连业余哲学家都不沾边，但我对于和艺术有密切关系的存在主义哲学感兴趣，因为我是一个人，是一个从童年起开始思考存在这一哲学命题的人。
虽然我相信存在智能的存在，但因为是哲学和心理学的门外汉，又没有胆量从容不迫头学起，更无实验条件，对于进一步探讨它的存在与否的问题无能为力。但又因为我认为这一探讨绝对有价值，因此建议中国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认真讨论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中存在智能存在与否的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否定它。如果中国学者能够证明这种智能的确存在，并使加德纳本人和世界各地的多元智能理论研究者信服，那不但是对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重大贡献，是对中国学校心理教育的贡献，也是对21世纪人类生存问题的贡献，那才是真正原创性科学研究成果。
四、翻译中问题和疑点的讨论
自1983年以来，加德纳有关多元智能理论及其他领域研究的书籍，不断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出版，迄今为止，不下十余个版本和种类。有些书虽然不是专门讲多元智能理论的，也多与此理论有关，至少与智能、教育、创造性有关。这些书的翻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虽然为宣传并介绍多元智能理论和加德纳本人具有深远意义的多项研究成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多个译本包括我本人的译本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某些名词术语的混乱、思想表达的不准确，给予读者造成了困惑甚至产生误解。
由于我既不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艺术家，也不是英文翻译专家，虽然也翻译过加德纳的著作和论文，但有些内容和术语经百思仍然而找不到合适的译文，也出过较大的错误，所以在此愿意就中文翻译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谈谈我的看法，向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翻译家请教，以便在将来某一天多元智能理论研究会成立或“加德纳学”建立的时候，对这些目前混乱的翻译方法能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以便再版之时能够使读者不致过分困惑。
1、八种智能的中文名
首先要说的，是八种智能名称的翻译中存在着不够准确的地方。
如“身体运动智能”的原文，是“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不少人译为“肢体运动智能”，和者甚众。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肢体的含义专指四肢，有时也指四肢和躯干，但加德纳在多元智能理论中所说的身体运动智能，是：
“用全身或身体的一部分（或手或嘴），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潜在能力。”
运用整个身体的各个部分，甚至包括不属于肢体的嘴在内的器官，怎能命名为“肢体运动智能”呢？这说明译者并未研究过这种智能的定义，仅从字面和自己的中文习惯上翻译。所以还是译为身体运动智能较为合适。
再如“自我认识智能”的原文，是“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绝大多数人译为“内省智能”和者同样甚众。“内省”，意为内心反省，而“反省”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则指“回顾自己的思想行为，检查其中的错误”，重点在检查自身的错误并加以改正，是儒家文化的“吾日三省吾身”、“修身”的重要内容。而加德纳的自我认识智能，“是深入自己内心世界的能力，即建立准确而真实的自我模式并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地运用这一模式的能力”（出处见本书第九章的注释）。
“自我认识智能可以使人更好地认识自己”。以上《多元智能》一书我在译文中的“认识”一词，原文是“understand”，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认识理解之意，何来反省检讨自己一说？还是译为“认识”较为合适。
何况“反省”是儒家文化的主张，是中国古典人生哲学的要义之一。西方文化无论对于自然、社会还是人类自身，都突出强调了认识论，以发现认识为主，目的是进取，是探索未知世界，创造前所未有的一切，而设有“自我反省”，一天三次检讨自己之说，当然就没有“内省”这个词。翻译成内省智能，虽然有助于中国文化背景的人理解，但已不是加德纳的原意。也没有不达的问题。
中国儒家文化的“吾日三省吾身”，强调自我批评，固然有助于认识自己，但宣扬的却是内向保守的人生哲学，有反对竞争、更反对探索和冒险、不明优胜劣败之理的嫌疑。“自省”虽然可以教出一大批戴深度眼镜、温文尔雅听话的好学习，但出不了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工程师。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振兴中华，在发扬优良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摒弃其错误的部分。世界是永恒地变化着的，新事物是必然超过并取代旧事物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敢于探索、冒险、创新是一个民族最可贵的精神。提倡竞争，就不能将西方文化对人类个体的认识论转化为儒家文化的“自省”，给自己再加上一首精神枷锁。
再如“博物学家智能”，原文是“naturalist intelligence”。过去包括我自己在内，全都译为“自然观察者智能”，也与加德纳的定义不符。查遍各种英汉词典，“naturalist”的解释只有“博物学家”或“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可以有两个解释。其一是19世纪末开始兴起的哲学思潮，美国的约翰·杜威就是经验自然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其二是19世纪60年代法国浪漫主义之后形成的文艺思潮，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作家左拉。这两个人物显然不是加德纳所说的这种智能的“最终状态”。而加德纳所举这种智能“最终状态”的例子，即生物进化论的创建者达尔文和瑞典植物分类学家林奈，当然不能称之为自然主义者。所以“naturalist”在这里，只能翻译为“博物学家”。加德纳对于这种智能的定义，也不仅仅是观察自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对动植物的分类能力。
他1999年在《智能重组》一书讲述博物学家（naturalist）智能的时候，以18世纪70年代建立了植物分类的瑞典科学家林奈（Linnaeus）为例，说明这种智能的“最终状态”。在拥有科学传统的社会里，博物学家是那些运用被普遍接受的分类学知识，对物种进行辨认和分类的生物学家，决非仅仅是“观察”自然的人。
加德纳说明这种智能时所举“最终状态”的例子，也就是具备此种智能的社会角度的代表，还有进化论的奠基者查尔斯·达尔文。他对达尔文所作介绍的篇幅，远远超过了林奈。
《辞海》中“达尔文”条目是这样说：“英国博物学家，进化伦的奠基人。22岁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发博物学家的身份乘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作历时五年的环球旅行，观察并搜集了动植物和地质等方面的大量材料，经归纳整理与综合分析，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于1859年出版震动当时的学术界的《物种的起源》一书，成为生物学上的一个转折点..........”
除“观察”以外，“搜集”资料，然后“归纳整理与综合分析”的能力，无疑对这种智能更重要。将以上条目中两次出现的“博物学家”，换成“自然观察者”，显然不合适。
再对比一下我们经常举出的这种智能“最终状态”在中国的代表，中草药的分类学家李时珍，就更能明白形容这种智能仅用“自然观察”是远远不够的，译为“自然观察者智能”也是不全面的，还是用较为正式的学术语言，按照《辞海》的说法，译为“博物学家智能”较好。
还有人译成“自然智能”，我认为比“自然观察者智能”要全面一些，也可采用。“自然智能”从字面上看，就知道不仅仅局限于“观察”，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包含对自然界物种的观察、比较、研究并整理分类等多方面的能力，虽不完全符合原意，但优点是通俗易懂。
还需要谈及的是，多元智能理论的“智能”一词的翻译。“智能”一词的原文，是“intelligence”。我之所以译成“智能”，起因于我国大陆最早介绍此理论的资料，用的就是“智能”一词。有人愿意另译成“智力”，我虽不懂心理学，但主观猜测可能没有多大差异，并不造成误解，认为也无不妥之处。
但将“智能”一词翻译成“智慧”，将多元智能理论翻译成“多元智慧理论”，将八到九种智能的每一种如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等，都翻译成智慧如“语言智慧”、“数学逻辑智慧”，我就感到不大合适了。道理很明显，智能在汉语里还可以说是可数名词，因此适合说明多元智能理论，而智慧在汉语里却很难说是可数名词。一种智慧，两种智慧，人们不易理解。何况“智慧”在英文中另有更合适的单词“wisdom”。将“intelligence”翻译成“智慧”，那将“wisdom”翻译成什么？其实译者也知道“intelligence”应当译成“智能”，只不过愿意标新立异而已。创新固然应该鼓励，但这样一来，译文中就出现了“而这些智慧通常也是特别依赖某一种智能”的句子，让读者困惑。一查原文，以上译文中“智慧”和“智能”两个貌似不同的中文单词，英文都是“intelligence”，说明译者也承认“智能”可数，才有“一种”的说法。
另一种混乱就是翻译加德纳提出的八种智能的名称时，随意加词，不但生造原文并无此意的中文词，有的还自己随意添加英文词，好像原文就有似的，如空间智能的原文仅仅是“spatial intelligence”，我不明白为何有人要译为“视觉-空间智能”，甚至替加德纳在“spatial”之前凭空加了“visual”一词，似乎原文就有，以证明自己的正确。将英文名为“Rebecca”的世界经典电影翻译成《蝴蝶梦》，是英译汉历史上的神来之笔，“信、达、雅”兼备，意境远胜原名，且无人能说它不忠实于原作，真令人十分佩服。但总不能因此就在电影的注释中说，《蝴蝶梦》的英文名“The Dream of Butterfly”吧？翻译或研究别人的多元智能理论，可以加入自己的理解，但应该特别注明“视觉”一词系自己的创造，并非加德纳之原意，以免误导读者，也可表明出自作者或译者的原创。
无论从加德纳的研究成果和多元智能理论的观点出发，还是根据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经验加以判断，都可知盲人虽然没有视觉，但是仍然可以有良好的空间智能，所以我认为替加德纳加上“视觉”两个字是错误的，即使仅仅是翻译者自己的理解，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2、加德纳的姓名和他所在哈佛大学研究机构的名称
多元智能理论创建的全名是Howard Gardner，按照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新英汉词典》和新华社的人名翻译标准，中文都是霍华德·加德纳，也符合原文的发音。
现在这个名字的翻译五花八门，粗略统计有以下多种：H·加登纳，豪尔·咖纳，霍华·卡德纳，郝乌德·加登纳，豪尔·加纳。
香港、台湾的翻译不符号新华社的标准，可以理解，但大陆翻译的人名就应该照统一的规范行事。何况同是台湾翻译的版本，人名也不统一。即使自己任意翻译，也应该根据人名的发音和中文的习惯，寻找最恰当的字，而不宜随意省略原文的读音。如“d”这个字母，在英文的词尾和其他部分是要发音的，译为“豪尔·加纳”或“霍华·卡德纳”，就将英文中发音的“d”字母省略了，显然与原来名字的读音不符。
再就是加德纳工作了一生的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Project Zero”的翻译方法，也很混乱。
我将“Project Zero”译为《零点项目》，虽然来自听到他人的说法，但我并非不分青红皂白照搬，而是经过深入考虑才接受的。
对于“零”，无人持异议，但对于“Project”，则有不同意见，有人翻译成“计划”，《零点项目》变成了《零计划》，我以为不妥。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计划”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指预先拟订的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步骤”，如“五年计划”。“计划”不是组织或机构，不用来说明一个实体，所以用于说明一家研究机构不合适，因为没有哪个人受雇于“五年计划”。而《零点项目》是一个研究组织或机构，是一个实体，聘用几十上百个研究人员。它最早相当于我国的一个课题组，后来因为持续的时间长，规模越来越大，承担的研究课题越来越多，下属许多子课题和子课题组，相当于与我国大学的一个研究所。如果不愿译成“研究所”，译成“项目”较为合适。至于译为《零方案》、《零岁方案》，都与《零计划》一样，表达的仅仅是“预先拟订的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步骤”，没有人员、机构、组织、办公场所和实验室的含义在内。
加德纳2003年12月向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1994年的毕业生、香港“中国多元智能教育协会”的理事长和《中国多元智能》杂志的出版人张开冰女士介绍我时，说我曾经在他的“实验室”（lab.）工作。这里所说的实验室，指的就是《零点项目》。只有项目才有实验室，计划是纸上或电脑里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制定10个计划而没有一个实体，而《零点项目》绝对是实体，翻译成“计划”不合适。
翻译成《零计划》不合适，那么翻译成《零项目》好吗？也不好，因为人们可能误解为没有项目，这个“点”字不能省。“零点”，意味着“零起点”也就是起跑线的零米处，将数学上的“零”（zero）翻译着“零起点”，加了一个“点”字，将《零点项目》创始人纳尔逊·古德曼教授立志从零起来开始，研究艺术思维和艺术发展的规律的初衷表达得淋漓尽致。《零方案》、《零计划》的问题都在这里。
当然，翻译成《零点工程》意思差不多，我认为也是可以的，但至今没有人这么表达。
在多元智能理论的翻译中，有人采用音译的办法，这样就更混乱，比如在香港普通话不是官方规定的标准话，音译就与大陆不同。曾有人将《零点项目》的“zero”音译为“泽罗”，将《零点项目》译为《泽罗研究所》，我认为更加不妥。《零点项目》这个名称含义最深刻的，就是“零”这个词，它表明了项目的创始人和加德纳等人立志从零开始，为艺术在心理学、教育学研究领域中寻找一席之地的初衷。没有了“零”，他们工作的意义就模糊了。
3、与多元智能理论有关的地名和学校名
在加德纳有关智能理论的著作中，出现许多人名和地名，也出现了混乱的现象。
比如哈佛大学的所在地，是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原文是“Cambridge”。叫这个名字的原因，源于哈佛大学最初是模仿剑桥大学建立的。后来学校的名字以捐赠者约翰·哈佛命名，所在地城市就以“剑桥”命名。现在许多译者采用音译，将剑桥市译为“坎布里奇市”，使人无法了解哈佛大学的历史渊源，远不如意译更有人文色彩。
加德纳《智能的结构》一书，本是为心理学家写的，出版后意料之外地引起了教育界的极大兴趣。1985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公立小学的8位老师，竟然驱车14个小时来与加德纳进行了短暂的会面和交谈，目的是建立一所多元智能理论指导的学校请他作指导。两年之后这个学校获得批准成立，成为美国以加德纳的理论为办学思想的第一所公立小学，也是哈佛大学《零点项目》以多元智能理论进行教育实践的第一所实验学校。公众媒体甚至说加德纳是这所学校的灵魂。多年来，这所学校在许多方面成绩斐然，成为多元智能理论实践的重要据点，中英文的多本著作和多篇文章对它作了介绍。
“多元智能课程”是这所学校最具创新之处。它创建的宗旨之一，就是每天都要激发每一名学生的多元智能。因此除了读、写、算等一般标准的学校主课以外，每一名学生都要参加计算机、音乐以及体育等活动。
加德纳书中和论文中这所学校的名字，是“key school”。我曾经当面问过他为学校起这个名字的原因，答复是受中国的启发而来。加德纳从198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起，就知道中国大陆有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之分。重点学校的英文名称，被主人统一翻译成“key school”介绍给他。受此启发，为了表示对第一所多元智能理论实验学校的重视，鼓励那些执着对此理论进行实验的8名教师，加德纳仿照中国的做法叫这所学校为“key school”。考虑到这所学校实验多元智能理论的特定情况，所以我将它翻译成多元智能理论实验的“重点学校”。
但这所学校被几乎所有译者和引用者翻译成或叫做“奇异学校”，真是匪夷所思。
且不说“key”这个英文单词无论如何也没有“奇异”的意思，即使意译，翻成“奇异”也丝毫不能说明这所学校的实质。多元智能理论不过是早已有之的众多智能多元化观点之一，而且是严肃的科学理论，何“奇异”之有？举凡新思想、新理论的出现，均大惊小怪，冠以“奇异”二字，乃民国初年或鲁迅时代的社会习惯。
4、艺术家、艺术作品名称的混乱和错误
众所周知，加德纳早期的学术目标，就是想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中为艺术寻找一席之地。时至今日，他仍然在尽力这样做。多元智能理论本身，就是艺术发展心理学和艺术教育研究的成果，因此在加德纳有关智能理论的著作和文章中，遍布艺术发展史、音乐学、舞蹈学的理论、翻译家又多数不研究艺术，因此涉及到艺术的段落、包子、词汇错误之处不少。比起以上三个方面的翻译问题，涉及艺术领域的翻译问题更大，更多。
以下仅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作曲基本理论之一的“对位法”（counterpoint），被译成“旋律配合法”。意思虽然类似，但“对位”决非“旋律配合”那么简单，严格的学术称谓应该是前者。
作曲理论之一的“和声学”（harmonics），被译成“和音学”。和声的内涵，远比“和音”广泛，要复杂得多。
作曲理论之一的“配器法”（orchestration）被译成“交响乐”。配器法，又名管弦乐法，讲的是管弦乐作曲时不同乐器之间配合的规律。交响乐，又名交响曲，是由管弦乐队演奏的一种固定的音乐体裁，二者不是一回事。
圣·桑（Saint-Saens, 1835-1921）是法国作曲家，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创作的两架钢琴和交响乐队联合演奏的《动物狂欢节》至今脍炙人口。由其中第13段改编的大提琴独奏曲《天鹅》，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此外，他还有不朽的交响曲、大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和钢琴协奏曲流传于世。在加德纳的著作中，圣·桑被译成圣·赛恩斯，差异太大。不查原文，真不知音乐史上的“赛恩斯”是何许人也。
20世纪著名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被译成“旬柏格”。
被誉为“英国的贝多芬”、《威风堂堂进行曲》的作曲者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被译为“爱未加”，且未注原名。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柏拉图（Plato），被译成“百拉图”
莫扎特的第41交响曲（Jupiter），被译成了“木星”交响曲。“Jupiter”一词可以译成“木星”不假，但它却同时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万神之神的名字。他是诸神和人类的主宰，被普遍接受的是音译“朱庇特”。莫扎特的C大调第41交响曲，因为具有雄伟的史诗性和非凡的创造性，而且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具有英雄的性格，出现了庄严宏伟颂歌式的主题，被柴可夫斯基称赞为“交响音乐的奇迹之一”，后来被一位钢琴家尊敬地以众神之神的名字命名为《失庇特交响曲》，与木星压根儿没有任何关系。
有关莫扎特的错误还不止此一处。《费加罗的婚礼》中，第一幕终场前男中音阿尔玛维瓦伯爵、女高音苏珊娜和伯爵夫人的音乐教师男高音巴西里奥三人的重唱选段，加德纳称之为“冲突三重唱”，有时被译成“冲突三重奏”。三重唱和三重奏在加德纳的英文原著中是一个词不假，但是歌剧中三个角色在舞台上只有三重唱的可能，何来演出“三重奏”？如果是三重奏，译者可曾想过是什么乐器的三重奏？这个失误源于不认真，稍微推敲一下就可避免。
此处将伯爵（count）译为公爵的原因，我就实在猜不透了。
此外有的书中还出现了将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错成《G大调邮角小夜曲》之类的错误。尽管可能是计算机输入的问题，也让人哭笑不得。即使校对不懂音乐，也应怀疑小夜曲怎么会起名为“邮角”？
其实这类问题很容易避免，碰到不熟悉的音乐术语或音乐家的名字，查查词典或者请教音乐家，都可以解决问题。不认识音乐家也不要紧，问问像我这样业余音乐爱好者，也不会出现如此的错误。因为那都是最基本的音乐常识。
至于出现“歌剧演员如何借助文字与旋律做精彩的演出”这样的句子，就是译者太马虎，不喜推敲。歌剧演员如何“借助文字”演出？此处显然不能将原文的“words”译为“文字”，而应译为“歌词”。
5、书名翻译中的问题
名著的翻译，连书名都有问题？似乎不可想象，但问题的确存在，因为书名的翻译是最需要动脑筋、最显示功力的地方。
当然一本书的译名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译名可能各有其合理性，不能轻易肯定或否定，但准确与否，功力的高低还是可以比较的。
我虽然永远达不到以下电影译者的功力和层次，但可以猜测到将原名“滑铁卢桥”的电影翻译成《魂断蓝桥》，将原名仅仅是一个人名“吕贝卡”的电影翻译成《蝴蝶梦》，需要的决不仅仅是对电影全部内容的了解、对编导意图完全的把握，更需要具备精深的东西方文化素养，具备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因此决不可小看一部作品名字的翻译，更不可掉以轻心，非得通读全书且细细琢磨之后才能确定。
我在上面列出了许多翻译中的问题或错误，并不意味着我是加德纳著作的翻译专家。完全相反，我翻译他的著作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也出过许多错误，甚至将书名都译错了。反省起来，实在汗颜。
比如，加德纳1975年出版的第4本书“Shattered Mind”记录了脑损伤后人类个体身上智能发生的变化，我在加德纳寄来题为《多元智能理论二十年》的演说中，将其翻译成《发散的智能》发表于《人民教育》杂志后，才知道错了。根据书中的内容，应翻译成《受损的智能》。
可想而知，我自己还没有发展的翻译中的错误或不妥之处，肯定多不胜数，诚恳希望得到指正。
翻译或引用书名，最好首先了解书的内容。加德纳的著作半数以上没有中文译本，原因很多。有些是因为翻译版权谈判没有结果，有些是因为涉及的学科太多，令译者望而生畏。这两种情况我都遇到或体会过。但要用中文引用书名时，最好大致浏览原著的内容，避免只从表面文字确定书名。
加德纳1980年出版的“Artful Scribbles”一书，已被兰金仁先生翻译为《艺术涂抹》出版。仔细阅读全书，发现译者选择的书名可谓独具匠心。加德纳在书中研究了儿童的艺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他自己的孩子从1岁半开始的绘画“作品”。书名中“涂抹”两字的翻译惟妙惟肖，令人赞叹。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无人注意到这本书。
但这本书后来被人称为《艺术探索》，似乎没有道理，1岁半的孩子，何来“探索”？引用者必定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中译本，更没有看到原著，不知道书的内容。
1999年加德纳同时出版了三本书，其中“The Disciplined Mind”一书，被译成《学习的纪律》出版。由于此书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内容被我国基础教育界广泛引用。但书名的翻译却令人十分费解。“mind”一词，意思很多，可以分别理解为心理、心灵、知道、头脑、智力、精神、意见、情绪、哪有“纪律”之意？“纪律”一词，《现代汉语
典》解释为“政党、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为了维护集体利益并保证工作学习的正常进行而制定的要求每个成员遵守的规章、条文”，学习怎有“纪律”？这些都在其次，通读全书，更发现此书译名的主要问题是与内容完全不符。
这本书讲的，主要是教育、哲学、文化以及人类的心理、智能、行为、道德、社会的秩序。即使谈谈教育，作者以极大篇幅介绍并加以讨论的，也是教育的方法以及纳粹大屠杀、莫扎特的音乐特别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三个重要事件、作品、理论在教育学上的意义，连学习的方法都极少提及，何来“学习的纪律”？此书的中文名，仅仅从字面上看，不知译为《受教育的头脑》或者《受训练的心理》是否合适，我不能肯定，要请大家讨论，但至少译为《学习的纪律》欠妥。
加德纳1989年出版的“To Open Minds: Chinese Clues to the Dilemmas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是他四次访华之后的总结。《多元智能》中文译本出版后他专门题字送给我那书的精装本，意思很明显是希望我翻译。虽然我对此也很有兴趣，但通读全书后却深感才学不够，知难而退，不敢承担。虽然遗憾的是目前仍然没有中译本，但近年来随着多元智能理论热遍全国，这本书也开始为人知晓并引用，引用者的译名为《开发智能：中国走出当前教育困境的启示》，我对副标题的译法不大赞同。
从这个书名上看，是讲中国正在走出当前教育困境。但通读全书，我发现加德纳在书中虽然发表了对中国教育某些做法的批评意见，认为当时中国教育界并未意识到缺乏创造性教育的问题。但他大量地谈到的，是从中国文化和教育中受到的启发。“我现在被中国吸引住了。中国，成了我选择的职业生涯中要探索的主要问题获得启迪的源泉，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见本书第五章的注释）。因此副标题应该译为《中国对走出当前教育困境的启示》。
在加德纳2003年12月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此书书名的副标题为“Chinese Clues to the Dilemmas of American Education”。变化的原因不明，不排除可能是他的著作太多，以至记忆中的书名不够准确，但足以说明在他的心目中更需要走出困境的，是美国教育而不是中国的教育。
至于此书的主标题，我2003年12月从张开冰女士那里听到《开启心扉》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部分符合此书的内容。在他四次访华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教育给了他以启发；另一方面哈佛大学代表团以及加德纳所介绍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教育界，敞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深入到中国艺术教育家的内心，所以此译名可以说是一语双关。
加德纳本人是跨学科专家，身兼发展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遗传学家、音乐家、艺术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东西方文化学家和人物传记作家。不仅如此，他的作品还充满了创造性成果，处处有新观点、新思想，甚至还有不少他自己创造的新词汇。想要译好他的著作，恐怕也要身兼以上所有门类学科的专家再加上中英双语的专家，和他一样具有创造才能的人才办得到。
可能由于目前中国此类人物凤毛麟角，或者能者皆藏不露，很少见到像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那样令人拍案叫绝的译文。我辈为使加德纳有价值的理论能够造福中国儿童，万般无奈，才勉为其难试着翻译他的作品，以至“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内行”。我辈外行翻译名家的名著，自然应该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千万不可只查字典，或者仅仅凭借自己有限的知识去猜加德纳的意思。必要时对照上下文，认真推敲后再确定译法，组合成句。遇到难点，还应该多请教专家甚至冥思苦想。
但是眼下有些人，以为翻译容易，因为不需要自己做学问，所以不管有没有充裕的时间，也不管自己是否与原作者具有相同的知识结构，只要学过英文，就动手翻译名著。萝卜快了不洗泥，以至于翻译出来的东西别人看不懂。虽然翻译快，出版快，意义何在？
其实翻译是最难的。鲁迅在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前后，深深地体会到了翻译的难处，在杂文“‘题未定’草”中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
“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到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的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
鲁迅乃文豪，又留过学，翻译起小说《死魂灵》，竟然“头昏眼花”，一方面“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另一方面“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怨恨自己“太自大”，后悔不应该答应，可见译书并不比写书容易，需要极其认真的对待才行。
目前固然浮躁是广泛的社会问题，但做学问还是应该认真一些，不可人云亦云，或者凭想当然做结论。译好后，最好请人看看。有些句子只是从英汉词典上查到的若干单词的堆砌，读不通甚至译者和编辑者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能忍心交付印刷厂印刷？这样不知所云的句子，在加德纳著作的中译本中不在少数。
研究多元智能理论的教师和学者能看原文的，最好多看看原文。即使不能或没有时间通读原著的，碰到问题和概念时也应该多想一想，有疑问则应针对性地重点查查原文的个别句子或单词，以免被像我这样既不懂心理学、教育学、艺术史，又没有上过大学中文系和英语系的人的译文误导。
有人看了译文之后百思不得其解，误以为加德纳的文字本身晦涩难懂，又因为不懂英文，向我提出过加德纳的文字是否晦涩难懂的问题。因此我在此郑重声明，加德纳著作的原文中，是没有令人难以理解的句子的。甚至可以说句法和语法都十会规范，意思也很明确。惟一需要翻译者做的，就是严格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怎样把它们组合成中国人习惯阅读的句子。虽不能如电影《魂断蓝桥》的译名那样“雅”，起码要实现“信”和“达”。如果连自己都不明白什么意思，读者当然也就以为加德纳的文字晦涩难懂了。
《魂断蓝桥》和《蝴蝶梦》的电影名以及傅雷先生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真正实现了翻译的“信、达、雅”，永远是我们翻译工作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