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多元智能理论产生的背景

    多元智能理论产生时代背景方面的原因，比较普遍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主要是由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美苏之间在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的竞争，导致了对艺术教育的关注，从而出现了《零点项目》，最终催生了多元智能理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多元智能是在美国教育改革的形势下，才应运而生的，与美苏之间的冷战无关。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实际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指的是间接背景，一个指的是直接背景。冷战导致了两国之间在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内的竞争，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由苏联发射成功，第一个载人飞船也由苏联成功发射并回收，催生了美国20世界60年代教育界的大反思和此后持续不断的教育改革热潮。教育反思和教育改革是冷战与争霸的“果”，又是多元智能理论产生的“因”。

    本章不重复讨论这两种观点，而是从智商测试的历史、有关智能的概念和加德纳个人的因素，讨论多元智能理论产生的背景。

    智能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古代社会。从那时开始，每一个时代或社会，都有各自钟爱的理想人物。那些受到普遍尊敬的理想人物身上具有的特别或者优点，往往反映那个时代或那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特色。人们心目中那些人物身上值得尊敬的才干或智慧的闪光点，就是今日智能概念的前身。

    古希腊推崇身体敏捷的人或具有理性判断力且道德高尚的人。前一种人，反映在米隆创作的圆雕《掷铁饼者》等当时的艺术作品中。后一种人，反映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拉菲尔的巨幅油画《雅典学院》之中。雕塑和油画的铁饼运动员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毕达哥拉斯等人的形象，体现了古希腊推崇人体美和智慧美的时代精神。

    在罗马人眼里，情况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希腊古典风格的雕像虽然健美，但缺少生活真实，人物内心过于平静。在充满战争与社会纷争的古代罗马社会里，人们更看重男子汉的勇气。许多帝王虽然残暴，但武功显赫，也成为艺术家歌颂的英雄，就是例证。如古罗马的著名雕塑《奥古斯都像》、《庞培头像》、《卡拉卡拉大帝肖像》等。

    传统的中国人，尊敬精通礼、乐、射、御、书、数的人。也就是说信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封建社会里，科举考试及第，然后升官发财，相当于现在的“成功人士”。

    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里，越来越普遍地重视拥有智能（intelligence）的人。至于智能的准确概念，则因时因地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在传统的学校里，拥有智能的人，就是那些语文、数学成绩很好的人。在商业界，拥有智能的人，就是那些能够预见商机、敢于承担可测的风险、善于组织策划或经营企业、最终使股票持有者满意的人。20世纪初，拥有智能的人，就是被派往某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有效地完成殖民使命的人。”

    社会领导者向来重视挑选拥有聪明才智的年轻人。两千年前，中国的皇帝，就通过极具挑战性的考试，来选拔管理政务的官吏。中世纪、教会的领导人也很注意寻找那些学习刻苦、精明强干并具有奉献精神的学生。但选拔的标准是什么？怎样判断谁是最优秀的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影中，有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这些理论与实践，就是多元智能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心理测量学的历史和智商测试

    1860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已经探明了所有物种的起源和进化的真相。他同时也对人类心理的特质（包括智能和情感）的起源和发展，产生了兴趣。没过多久，不同领域的大批学者开始思考不同种族之间的智能差异。他们同时也在思考同一种族内部不同人群，如婴儿、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智能差异，或者弱智儿童与杰出天才之间智能的差异。

    当时大多数这一类议论，都是在闲谈时产生的。用推测的方式，来探讨动物或是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种族的智力差异，是很容易的。但要真正收集到比较以上差异的客观资料，当时还差得很远。可能不仅仅是巧合，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是第一个建立人类心理测量实验的科学家，他的目的是收集人类智力差异的实际证据。

    这位现代心理测量学的创建者之一，认为聪明智慧来自于同一家族内部。所以他从英国当权者和贵族的后代身上，探求智能的含义。

    然而，高尔顿并不仅仅研究血统的遗传。他同时还相信，智能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大约从公元1870年起，他就开始设计较为正规的智力测验。这些测验符合当时刚刚出现的观点：人类的心理可以测量，也可以进行实验。高尔顿认为人越聪明，表现出知觉的敏锐程度越高。因此他设计的第一个正规的智力测验采用的方法，就是让受测者区别不同响度的声音、不同亮度的光线和不同重量物品。结果很有戏剧性：自认为很聪明的高尔顿在判断智能的标准方面，没有实现他自己的目的；但他在智能可测性上所做的尝试，被证明是正确的。

    高尔顿之后，有无数人热心地寻求定义智能以及测量和教育智能的最佳方法。教育心理学家们承受着一种压力，那就是确定准是最聪明的，谁是不聪明的，而且人们希望尽可能在儿童幼年的早期作出判断。当然，如果能设计出更加全面的测量方法，来确定那些受到高度评价的个体的特性，的确非常有用。但问题是能否作到这一点，怎样真正珍重到这一点。

    但是智力测验结果代表的，根据加德纳的说法，只是“认知能力冰山的一角”。美国的一些测验，如学习评估测验（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以及各种小学、中学、研究生考试和职业考试，都由智力测验的方法发展而来。越来越多的测验趋势，在许多别的国家里也同样普遍存在着。人类测量智能的努力，很可能将继续下去，甚至在更广的范围里得到应用。

    虽然高尔顿最早设计了智力测验，但发明智力测验的荣誉，最后人们还是一致认为应当归功于对儿童教育特别感兴趣的法国心理学家阿尔伏莱德·比奈（Alfred Binet）。

    20世纪初，在工业革命后的人口大迁徒过程中，许多家庭从法国各省或遥远的法国海外领地迁移到巴黎居住。这些家庭中的不少孩子，在巴黎的学校学习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有些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取得好成绩。因此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法国政府教育部聘请比奈和他的同事席道赫·西蒙（Theodore simon），设法预测儿童在学校学习的风险性。希望通过测验，将学习可能会出现困难的儿童挑选出来，给以特殊的帮助。比奈为儿童设计了数以百计的测验题，希望能够找到一套能够确认儿童能力的试题。也就是说，如果受测的儿童能通过了这个测验，那么就有预言他在学校的学习将会取得好成绩。反过来说，如果受测的儿童不及格，就预示着他在学校的学习将会失败。

    和高尔顿一样，比奈开始时选用那些建立在知觉感官基础上的测试题。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具有“学术性”意味着测试题效果更好。从比奈时代开始，智力测验就偏重测试语言记忆、语言推理、数学推演、逻辑顺序的评估以及叙述怎样解决日常生活中问题的能力。虽然比奈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的确是发明了人类第一个智力测验。

    几年之后，也就是在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姆·斯特恩（Wilhem Stern）提出“智力商数”或“智能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 ,即IQ，简称“智商”）的概念和测量方法。一般人所熟悉的概念是智商，但往往与智能的概念相混，实际上两者完全不同的。

    像那个年代巴黎的许多时尚一样，智商测试很快就横越大西洋，传到了美国。比奈的测验方法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者西蒙（Simon）翻译成英语并加以修订，编成“斯比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广泛应用于美国，甚至用来测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招募的一百万新兵。此后，编写智力测验及其他心理学测验成为一种兴的行业，许多智力量表不断出现。其中1930年编制的韦氏智力量表根据受试者的年龄，分为成人版和儿童版，至今仍在使用，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对于儿童来说，受测者的心理年龄除以生理年龄，所得到的商再乘以分数，除以与受测者同年龄人士所获得的平均分数，再乘以100，就是受测者的智商。

    为了计划智商，心理学家先要对大量的不同年龄的人进行测试，根据分数确定每一个年龄段的平均值，制定出儿童和成人的不同标准。然后再用这个标准做分母，计算后来的受测者的智商。从智商的定义可知，平均值应该是100，韦氏量表将15分定为一个标准差，依次统计大量受测者中智商每相差15的人数的百分比，可以得到正态分布曲线。

IQ分数	在1000受测者中所占比例
145以上	0.1%
130-145	2.2%
115-130	13.6%
100-115	34.1%
85-100	34.1%
70-85	13.6%
55-70	2.2%
55以下	0.1%

 

 

 

     法国比奈的测验采用测试者与受测者一对一的形式，而美国在斯坦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哈佛大学教授兼陆军上校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的带领下，发明了用纸笔答卷的智力测验方法（后来又演变为机器阅卷），可以轻而易举地同时测试许多人。说轻而易举，是因为测试方法简单便捷，花费低廉。加德纳举过一个广告的例子说明这一点，广告如下：

    你想通过一种快速的测试从而准确地、可靠地测出一个人的智能吗？共需进行三组测试，每组4-5分钟。这种测试不依靠语言表达和主观性的评分，即使是严重的残疾人（甚至瘫痪），只要能表达肯定或否定，皆可适用。无论是2岁的幼儿还是优秀的成人，均使用同样简短的一组题目和相同的方式。全部花费只需16美元。

    因为特定的指令和评分的标准都已经制定，受测者可以在相同的条件下接受测试，那么他们的成绩就能够加以比较。人们往往对特定人群的智能发生兴趣，出现了许多记录他们智能缺陷和差别的资料。这些群体是天才儿童、美国军队的新兵、不同人种和民族、来自北欧、中欧和南欧的移民。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智力测验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欧大部分地区教育实践中一个固定项目。从那时起，智力测验成了心理学最伟大的成就，被认为是具有极其普遍实用价值的科学工具。

   “什么是智力测验试引起轰动的原因呢？在西方过去人们总是依靠直觉判断或评估人的天资，而现在智能定量化了。过去你只能测量一个人真实或潜在的身高，现在你能准确测量任何人现实或潜在的智力的高低，并可用相同的智能尺度去排列每一个人。”

    智商测试的历史已经近百年，时至今日，仍然方兴未艾，十分昌盛，影响深广。在美国，人们入学、就业、参军，甚至恋爱绘声绘色，无不受到智商测试及其成绩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学校、职业介绍所、军营、婚姻介绍所等机构对于申请者，往往要求提供智商测试的成绩，或者采用各种与智商测试类似的测验，来考察申请者的智能。在西方社会里，智商测试可以说无处不在。

    在发达国家长大并受教育的人，没有人能摆脱IQ的影响，甚至美国总统，都被比较了智商。最典型的也是最好笑的说明智商测试无处不在的例子，是某机构用自己制定的测评方法，在本人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将20世纪12位美国总统的智商给出分数并排了序。

    大洋网报道，2001年8月英国一份报章引述美国宾州某学府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现任总统乔治·布什的智商IQ指数只有91，仅达到前任总统克林顿的一半，是过去五十年来美国智商最低的总统。报告又报露，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的智商也好不到哪里，只得98。

    有关报道表示，位于宾州的洛文斯坦学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小布什的学习记录、写作能力以及在没有别人协助下语言清晰程度和其他心理方面的表现，结果发现频频在镜头前说错话，闹出笑话的小布什，IQ只有91。

    除了小布什外，洛文斯坦学院也对近半个世纪十二位历任总统的智商进行过评估。结果显示，只有布什父子IQ在100以下，其余的最少都有105，这是共和党里根总统的得分。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显示的智商指数以民主党总统偏高，当中得分最低的约翰逊都有126。而十二名总统中得分最高，IQ达182的克林顿，也是来自民主党。至于共和党，不算布什父子在内，智商得分仅徘徊于100到150之间。得分最高的尼克松，也只有155。

    虽然有人认为这是民主党为了贬低共和党才搞出来的名堂，未必可信。但至今未见有何相反的研究成果出现。即使这里面有政治背景，至少也可以说明，在美国智商的影响无处不在。

    智能的概念自从研究它的先驱者比奈以及他们在美国、西欧的同行们作出自己的贡献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并没有什么进展。无论智力测验的结果是对还是错，也无论是聘任学术职务还是选拔一般职业人才，它都已经被当作一种主要的技术手法。有关智力测验最著名的、因过量引起而使人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话，就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鲍林（E·G·Boring）有关智能的定义：“智能就是智力测验要测的东西”。按照这种观点，能够测量的，就是智能，就值得重视。无法测量的能力，就不是智能，就不重要。这种观点将智商测试的地位，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事实上今天在发达国家长大的人，无一不受到比奈一个世纪以前看起来简单的发明和影响。”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和深入，在亚洲各国智商测试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它更被当成新鲜玩意，有越演越列的趋势。

    记得2002年9月的“中国体育报”上，有一则很醒目的报道，说的是中国国家体操集训之前，经对即将参加集训的队员进行智商测试，凡是智商指数偏低的运动员，就不能进入国家集训队。记者对此很感兴趣，认为是提高运动员素质的“新生事物”而大加赞扬。但教育界了解多元智能理论的人都知道，对手运动员最为重要的身体运动智能，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IQ成绩来判断的。

    物极必反。正是智商测试至高至尊的地位，导致了有关智商测试可靠性的不同意见的广泛出现。多元智能理论，就是在以下阐述的争论中诞生的。

二、有关智能的讨论和分歧

    以上介绍的对智能单一化，片面化的理解，导致了将智能与纸笔测试IQ成绩完全对应的绝对化观点，受到了来自心理学界特别是教育界的广泛置疑。这种质疑导致了智能多元化观点的产生。多元智能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加德纳提出这一理论，虽然不承认是“有意与智商测试唱对台戏”，但是提出多元智能理论的《智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就把自己置身于心理学界所珍爱的智商测试的对立面。

    早期的智力测验并非没有受到批评。美国极具影响力的记者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第一个提出疑问，引起了许多人很长时间的关注和争议。利普曼在《新共和国》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智力测验的试题内容浅薄，存在文化偏见。他指出，仅仅使用单一的、口头的或纸笔测验的简单方法评估一个人的智力潜能，是相当危险的。智力测验那时成了无数笑话和卡通漫画嘲讽的对象。

    但是心理测量家坚持自己的测验和标准，成功地为自己的测量方法辩护，继续在学术机构、学校、医院和职业介绍所反复使用这些方法。

    尊崇智商测试的舆论到1994年的秋天，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当时的纽约出版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件。一本由两名学者写的、正文800页外加200页附录的书，由一家普通的商业出版社出版了。因为此书的手稿一直严格保密，所以没有书评家在出版之前看到它。尽管这本由理查德·贺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和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合著的《钟形曲线》（Bell Curve）一书出版前十分神秘，一问世许多新闻周刊就在封面上加以报道，使它成了新闻媒体和家庭餐桌上的热门话题。

    人们很难完全理解围绕《钟形曲线》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争论。对于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这本书主要的论点都不是什么新东西。

    贺恩斯坦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默里是美国企业研究院的政治学家。他们两人认为：①智能是一种单一的能力，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是整体动作的。②人类的智商在一般人当中呈现钟形的正态分布曲线。只有很少的人具有非常高的智商（如智商低于70），大多数人的智商处于中间（智商在85到155之间）。人是否聪明，可由智商的多少反映出来。③智商的高低对于人的一生影响很大，名牌大中学校常用智商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政府和工商业机构常用智商作为选拔招聘人才的标准，因此智商高的人将进入名校就读，容易获得优厚的待遇。他们还认为，智能来自遗传，也就是说，在某一特定人群中所测量到的每个人智能的差异，主取决于他本人生物学父母基因的贡献，此点与达尔文表弟高尔顿的观点相同。

    他们从统计数据得出结论，认为低智商的人多为社会救济对象、来自破裂家庭，往往中途辍学、犯罪率高、心理不正常。他们认为目前许多社会问题是由那些低智商的人造成的，而社会则无法采取措施来明显地改变人的智能，暗示只有减少低智商的人，才能解决社会问题。书中观点的第一、第二点不足为奇，第三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加德纳是反对者之一。

    但多数心理测量学家同意，因为该书采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些论点尽人皆知，并无惊人之处。但是贺恩斯坦和默里并未就此止步。他们超越了智能测量的讨论，认为目前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那些低智商和低能力的人造成的。他们引用了《全国青年追踪调查》的材料。这份材料记录了从1979年起长期跟踪12000名青年的调查资料，内容非常丰富。接受调查的人群范围，充分代表了美国社会的各个人种、种个民族和各个团体。所有被调查的人，都在严格控制的情境下，接受一套有关认知倾向、认知能力的测试。作者根据以上数据，认为智商较低的人，极有可能是社会救济对象，极有可能涉嫌犯罪、来自单亲家庭或中途辍学，表现出其他形式的社会病态。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地表示自己站在“白人智商高于黑人”这个普遍认可的立场上，但是他们给人的清楚印象，却是白人和黑人之间智商的差异是很难改变的，因为这差异是遗传基因的产物。

    作为一个曾经生活在美国社会下层的德国犹太移民的后裔，加德纳对于美国社会的种族偏见十分反感。虽然他由于父母的勤奋和自己的努力。

    他认为，《钟形曲线》一书的论点打的是修辞学的擦边球。作者并没有直接表明使人反感的观点，但却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确定的结论。虽然贺恩斯坦和默里声明对于白人和黑人智能存在差异的观点保持“坚决的中立”，但他们给出的证据强烈地表明，造成以上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遗传因素。同样地，虽然他们没有进行优学生的实践，但却不断地重复使用以下推理：社会病态行为产生于低智能的人群，而智能是不可能通过社会干预有效改变的。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被引导到得出下面的结论：拥有智能的读者，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减少“没有智能的人”的数量的方法，以解决美国种种社会问题。

    除了一些政治上持保守态度的出版物以外，对于《钟形曲线》一书的评论多数是负面的，许多学者持批评的态度。尤其对于低智能和社会弊病之间相关联的观点，这些学者表示极不赞成。

    但许多专业为测量的心理学家赞同作者的观点，因为书中的很多论点，就建立在这些心理测量学家的工作基础之上。

    为什么一本没有什么新观点、学术疑点却不少的书会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论呢？因为它在出版前对学术界保密，以保证书一出来就会落到推崇它并撰写下面评论的人手中。从此可以看出，在美国也与在中国一样，舆论导向的作用是巨大的。各种社会制度下的人，都懂得通过舆论导向影响读者和公众。作者从似乎科学的、客观的角度出来研究种族问题，符合一部分人不便公开的种族歧视的观点，也是此书成功的原因。

    《钟形曲线》并没有能够完全左右舆论界。显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传统的智能观点，越来越多的人对智商万能论表示出不信任，智能多元化的观点也不断出现。

    一年以后，另外一本造成更大轰动的书出版了。这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所著的《情感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从各个方面看，这本书与《钟形曲线》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戈尔曼这本书篇幅不大，由一家大众市场贸易出版社推出。书中只有少量零散的统计数字，却充满了生活中的种种奇闻轶事。此外，与《钟形曲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情感智能》一书对于整个心理测量的传统，表示出不信任。这一点人该书的副标题《为什么情感智能比智商更重要》，就可以看出。

    戈尔曼在《情感智能》一书中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一组极其重要的技巧和能力：那就是与人相处和处理自己情感的技巧和能力。戈尔曼特别谈到认识自己的感情生活、调节自己的情绪、理解他人的情感、与他人共事以及体谅周围的人等能力的重要性。他描述了增强这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在儿童中增强这方面能力的方法。总而言之，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像现在增强认知智能（cognitive intelligence）一样努力地去培育感情智能，我们的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美好和温馨。

    《情感智能》可能是有史以来出版的最畅销的一本社会科学书籍。到1998年为止，它在世界各地的销量已经超过300万册。在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巴西和台湾，这本书在最畅销书的排行榜上占据的时间之长久，都是没有先例的。

    从表面上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情感智能》这本书对读者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它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有帮助的，而这种信息在书的主标题和副标题上已经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作者告诉读者怎样增强他们自己的和周围亲近的人的情感智能。

    这本书以及书中情感智能的概念，在中国常常被误译或误传为“情感智商”。其实戈尔曼从未将感情智能定量化，自然就没有除数与被除数的问题，原文也无“quotient”这个词，何来“商”？即使叙述或鼓吹不相信智商的理论和观点，在中国也要用智商中“商”的概念来表达，可见智商的影响之深远。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斯特恩伯格（Robert Sternberg）在《成功智能》一书中提出了成功智能的概念。他发现，工业自动化以后，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智能（甚至恋爱所需的智能），对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极为重要，却无法测试。他试图用纸笔来测试不同形式的智能。他发现，一个人处理新信息的能力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与这个人在IQ测试中得分的高低没有多大关系。

    虽然斯特恩伯特的测验方法不为保守的心理测量学家认可。但对于智商的概念和智能一元化的怀疑是普遍的，争论大量存在，特别是美国的公众表现了与心理测量学家不同的观点。

    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人类个体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各自的强项和弱项也不相同。但另一方面心理测量学却提出了相反的假设，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叫做智能的特征，而且说智能是不可改变的；心理测量学家能够说出每个人的聪明程度如何。

    怎样看待智能和智能测试，在中国也同样存在着争论。

    2002年6月16日新华网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天津部分小学招生要加测智商引起学生家长反感》，主要内容是当年天津市小学招生中，一些学校不仅要对适龄儿童进行面试，还让孩子们到医院去测智商。此举遭到不少家长的反对。一些家长说：“成绩要靠后天努力，一纸岂能定人终身。”

    记者在天津市儿童医院了解到，从6月初小学招生开始，几乎每天都有四、五所学校安排一些孩子来测智商，到目前为止已不下10余所，其中有重点校，也有不少普通校。

    医院心理科的大夫介绍，很多按学校要求来测试孩子都属政党智力水平，最多是在面试时卡壳了，而学校的用意则是希望通过测试智商高低来“拔高”。对智商一般的孩子，有的重点学校不愿要，而要挑选智商高或较高的聪明孩子。所以，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进重点校，最后央求大夫多写点好的，令大夫十分为难。

    “学校怎能通过一次智商测试就把孩子分为三六九等？”对学校随意让孩子们加测智商，很多家长表示反感。一位家长说：“孩子没去过幼儿园，到校面试时十分腼腆，老师问几道加法题一时说不上来，学校就凭这让孩子加测智商。这简单是为难孩子。”

    为什么小学入学会出现加测智商情况？有关人士坦言，这与近两年小学出现择校热有关。一些重点小学由于择校生太多，招生压力过大，所以通过测智商等手段来减少招生压力。而一般校也想通过智商测试“提高生源质量”。

    天津市儿童保健所的所长表示，智商测定其实有一定局限性，还没有哪一种测智商的方法能全面反映孩子整体智力发展水平。目前不少学校“赶时髦”，让孩子到医院加测智商的做法绝对不妥当的。通过一张卷子来给孩子“定终身”、“贴标签”，不但有一定偏差，也将会对孩子造成不良的心理影响。

    天津市教育科学院的一位博士认为，人的智力是多元的，智商并非绝对，它也是多变的，其中教育起很大作用。学习的好坏与智商的高低有时并不成正比，非智力因素也占很大比例。

    对小学入学加测智商的现象，天津教育行政部门明确表示反对。有关教育人士称，到入学年龄入学是公民的权利，智力属政党范围内的儿童不必进行智商测试。另外智商测定的内容和方法均会对测试结果有影响，有的孩子在测试时，由于一时发挥得好或不好，得出的结果不一定能反映他的真实情况。而公开了智商结果，有的儿童会因为一次智商测试结果一生都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在未来生活中缺乏自信，甚至放弃学习。对此教育部门强调，小学入学不宜加测智商。

    可以这样说，中国教育界反对靠智商测试主导教育评估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太平洋彼岸多元智能理论的影响。加德纳的长期研究工作，使得头脑清醒的中国教育工作者，面对西方文化不再眼花缭乱，盲目跟从，不再单纯迷信西方心理学家100年前的发明。

    尽管如此，智商测试在中国还是找到了适宜它的广阔肥沃的土壤。2003年8月29日，某家著名网站刊登了一篇名为《智能测分可以择校入学？家长为求1分奔波忙》的文章。副标题是《智商测试：家长也疯狂》介绍了在我国南方某个城市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这个城市一名孩子智商测试分数为119分，因一分之差而被拒在特长班之外。家长转而苦求医生，再多给一分。记者感叹：一个普通的医学检查项目，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威力无比？

    在这个城市妇幼保健智测诊室外，一些焦急不安的父母一直等候着，在这里，做智测必须提前几天预约。今年七八月，检查大群大批地涌进厦门市妇幼保健医院，这种一反常态的热闹让医学专家们发愁。

    在该市的妇幼保健院里，紧紧关闭的诊室，把接受检查的孩子及家长分隔两处，家长不允许观看。记者在智测现场目击了一位男孩的智测过程。智测的形式有点像一场特别的考试。医生递给孩子一张有图案的卡片，让他从几幅类似的图案中挑出一模一样的，对了，就得分。负责智测的医生介绍说，这套智测一般一次要做一个半小时左右，智测的医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专业人士，须持证上岗。而所运用的这套“试题”，也是专门的智测工具。

    这家保健院用的是韦氏智力量表，是世界上公认的一种智测方式，由美国心理学家韦尔克斯编写。它可测从4岁到成人的智力。内容包括：适应能力、语言能力、社会行为。题型主要分为：视觉分析、领悟力、图片概括、算术、图画填空等。

    这家医疗机构的医生解释，环境对孩子的刺激越大，孩子的智测分数就越高、智商相应也高。比如，题目中有许多题是考孩子的对生活且具的认识、常识及社会经验，有相应的环境，孩子得分越高。这位于医生还说，智商的成绩有相对稳定性，但也并非完全不变。经过适当训练，可有所提高。

    中国医生的实践，证明了加德纳观点的正确性，也就是说，智商高低并非完全由先天因素决定，与家庭环境和后天的因素也有关系。这个城市的各大医院包括妇幼保健院开始这项检查已有多年，主要是面对一些有发育障碍的儿童。但今年，妇幼保险院开展的这项检查热闹得有点一反常态。因为许多学校专门指定，只接受妇幼保健院的智测成绩。

    有家长质疑，学校与医院背后是否有商业合作关系？据了解，这个大城市还有多个医疗机构及教育机构可进行智测。

    追查下去，发现答案很简单：许多学校认为妇幼做的成绩具有权威性。

    权威性是这样打造出来的：有家长通过关系，委托医院领导要求给孩子的智测加分，但被医生委婉拒绝。他们说：这只是一项普通的医学检测。没有哪位病人想拿到一张不准备CT片吧？智测也一样呀。

    也有家长费尽苦心，在门诊室与医生周旋，想多得一两分，也均告失败。这样的事多了，自然传进学校的耳里。

    为什么来做智测的孩子越来越多？家长们反映，越来越多的学校将此作为接受片外生入学、转学甚至分特长班的金标准。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用智测成绩来评估入学，学校省却了很多人情上的麻烦。

    而医生对此颇有意见，为什么学校与家长的矛盾或者家长与教育资源的矛盾，最后都转嫁到我们身上了呢？一些家长因智测成绩不好，在医院上演了多出“武戏”“文戏”。在门诊室或大吵大闹，或苦苦纠缠。

    智力是一个综合体，包括：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和语言能力等基本因素；还包括情感、兴趣、意志、理想、性格等相关因素，两者协调发展，才能使孩子成长为有较高认知能力和健康人格的社会成员。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父母只关注智测分数，令许多人对这种趋势忧心如焚。

    中国的专家门说，做智测有好处，可以让父母更了解孩子智能发展状况，及时发现智力的弱项，给孩子有针对性的培养和指导，不错过关键时期。但是，智商测试就能知道孩子智能的弱项吗？根据多元智能理论，它对数学逻辑和语言以外的智能缺乏基本的检测功能。

    在中国，智测打上了过多社会内容干扰项，容易导致怪异或变异的行为，也是中国特色之一。比如，在有些学校规定的逼迫下，或者出于“孩子是自己的好”的本能，中国家长对智测进行破译和做假，已是不争的现实。按照规定，智测的工具和书不允许外露。但它绝对不是最高机密，正如高考试卷曾经失密一样，智测也面临着中国“能干”父母们的解密。

    负责智测的医生说，说白了，智测也就是一套题，如果拿到这套题，专门训练，短期提高一二十分不成问题。而且，他们已发现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如。一个孩子，一个月前智测分数只有80多分，但过后不久，他又做了一次，分数直线上升了20分。

    一位医生说：“智测分数的适当波动是政党的，但跨度太大肯定不正常。”一些学校因一分之差拒学生入学，显然不太合情理。智测与孩子当时状态、环境干扰等因素也有关，但一个孩子突然提高20分的智测成绩，医生们说：“绝对是神奇”。

    智商测试如果普及开来，弊端更加明显，因为它将会承载更多的社会功能。在造假现象严惩的今日中国社会，IQ的成绩更加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智能是一元化还是多元化？智商测试是完美无缺还是有致命弱点的测量手段？IQ是评价智能的最佳标准还是不足为凭？多元智能理论就是在这样的争论中诞生、发展并传播的。

三、加德纳的个人研究背景

    毫无疑问，加德纳是智能一元化的反对者，对于智商至上始终持持批评观点。1983年多元智能理论的诞生，不但有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也有创始人加德纳本人背景。

    下面分几个方面谈多元智能理论产生创始人的背景。时事造英雄，固然没有错，但为什么造出的是此英雄而非彼英雄，也有“英雄”自己的主观因素在里面。人说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这话应在加德纳身上，一点儿也没有错。

背景之一：从艺术家的独特视角出发，大胆置疑、勇于创新，开展跨学科研究。

    加德纳从小学起在学校一直是个会考试的学生，没有任何智能障碍。他是一个教学逻辑智能和语言智能都很发达的人，不但具有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喜欢分析数学总是研究数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且擅长写作。三周时间写出一部1000多页的长篇小说，决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事。按照传统的智商理论和美国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统一规划的学校教育”，他是一个好学生。因此他本来极有可能和同年龄白人一样，对智能持传统看法。但他最后却站在了传统观点的对立面上，对认知理论大胆质疑，勇于创新，提出了经历时间考验后越来越为人信服的多元智能理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艺术终生的爱好和追求，习惯于同时采用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家的思维方式，看待和研究心理学和教育学的问题，这在本书的上编已经作了详尽的介绍。

    加德纳对心理学中的情感、性格和病态心理学产生兴趣后，再加上崇拜费洛伊德，阅读了大量皮亚杰的著作，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决定研究认知发展心理学。可后来曾经作为艺术家的他感到奇怪：所有的发展心理学家都认定：人类认知发展的顶峰和目的，是达到科学化的思考方式以及从事科学方面的事业。他认为，是这样的思考模式，导致了当今智力测验题目的设计。因此他深信用发展心理学家应该多关注画家、作家、音乐家、舞蹈家和其他艺术家所具备的技巧和能力。于是他开始认定艺术领域内的能力也是认知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与发展心理学家认定的数学和科学能力，是具有同等认知程度的。皮亚杰和他的同事通过追踪研究儿童怎样变得能够像科学家那样思考，而加德纳和他的同事照此办理，研究儿童怎样变得能够像艺术家那样思考。这对于他提出多元智能理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为艺术寻找一席之地，已经是在进行跨学科的思考了。但加德纳并不满足于此。在他即将博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了诺曼·格斯温德从波士顿城市医院来到《零点项目》的讲学。这位著名神经学专家谈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文献上的有关证氢，以及自己关于中风病人和脑损伤病人不同能力受损的情况。虽然当时的发展心理学家之中，几乎没有人对神经学的研究表示兴趣，但加德纳听完演讲之后，几乎立即决定开始学习神经心理学，申请在诺曼·格斯温德的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加德纳这个心理学家对于艺术和艺术教育的兴趣，加上他在神经学领域的研究，导致了多元智能理论的诞生。本书的第2章，已经详细地介绍了这一过程。

背景之二：家庭背景导致对IQ公正性的怀疑。

    对于IQ公正性的怀疑，导致加德纳站在了传统心理学的对立面，进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多元智能理论。

    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他的犹太人双亲从德国纳粹的铁蹄下仓皇出逃，身无分文来到美国，成为新大陆的难民。刚到达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城斯克兰通的时候，加德纳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供小加德纳上学，不得不靠勤劳的双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因为他父母不但买不起钢琴，甚至家中也没有放钢琴的地方，他开始学琴时不得不在邻居家里的钢琴上练习，这种贫穷的幼年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作为第一代移民，加德纳的父母虽然是白种人，但由于没有钱，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又不熟悉美国的法律，刚定居的时候受到了不少歧视。虽然加德纳并没有具体描述父母和他自己童年受到过哪些歧视，但我们从他对于自己童年的描写中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尽管后来凭着犹太人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刻苦，他的家庭条件逐渐改善；尽管加德纳的父亲后来在新大陆重操商人的旧业，且小有积蓄，供加德纳就读于哈佛学院，而且享年91岁。但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在加德纳的脑海里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他对于生活在底层没有接受良好教育机会的美国少数民族、黑人、贫困的新移民充满同情心，从而怀疑起智商测试的公正性，认为IQ成绩与西文文化背景有关，与家庭状况、家庭财产有关。

    经过研究他发现，白种人、具有西方文化背景、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的儿童，智商一般高于有色人种、非西方文化背景、贫穷阶层或社区的儿童。虽然通过统计的方法，测量心理学家确定IQ的成绩与遗传有很大的关系，但他认为统计学所调查的对象，收集到的资料，却有明显的倾向性。

    他因此对IQ测试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因为那些发明和积极实践心理测量学包括IQ在内的各种测试的人，多来自白种人、拥有西方文化背景，银行存款也不在小数，加德纳就更加肯定自己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因此他提出的智能的概念，和文化背景是有关联的，也就是和单一智能的传统心理学观点，产生了分歧。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背景，所需要的能力是不同的，因此智能的概念和判断标准也应该是不同的。这就是加德纳怀疑智商惟一论的出发点。在这种观点的促使下，加德纳所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强调了文化背景对于定义智能、评价智能的重要性。

   “许多用毕生精力研究与自己不同文化的人类家学，呼吁关注西方所持智能观点的偏见。有些文化甚至没有智能的概念，而另一些文化对于智能的定义，例如顺从、听话或者道德修养，在西方学的眼中可能显得匪夷所思。......按照这些人类学家的观点，更有意义的是研究那种特定文化关于智能的理论，巧妙地找到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测量或观察个体智能的不同方法。”

   “解决问题的每一种技能都与生物本能有关，多元智能理论就是由这些生物本能的构建而成的。但我们探讨的只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技能。即使如此，实际解决某种特定形式的问题时，生物的本能还必须与这领域的文化教育相结合。

    如语言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技能，但在一种文化中可能以写作的方式出现，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以演讲的形式出现，在第三种文化里说不定就是颠倒字母的文字游戏。智能的选择既源于生物学，又要考虑根据一个或多个文化背景来评价。”

    除了在智能是否与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关的问题上，加德纳对于IQ的结果表示怀疑以外，在智能究竟是否来自遗传的问题上，加德纳也对传统的智能理论和IQ结果的公正性提出了怀疑。

    主持IQ测试的传统心理测量学家认为：智能随年龄、学历、经历的变化不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属性或能力。这显然是遗传对人的智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这个问题在西方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论，也是加德纳对IQ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之后必然会提出的问题。

    在这方面，东西方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受孔子思想影响的东方社会，大多数人认为先天因素对于个体之间智能差异的影响很有限，因此个人的努力是取得成就最重要的因素。虽然文化大革命时期“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之类的“血统论”很流行了一阵，但主要指的是政治立场而不是智能的遗传。在古代，“头悬梁，锥刺骨”，“囊虫映雪，凿壁偷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寒门出英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说法，鼓舞着不同时代的无数中国人，为改变出身家庭的地位而刻苦奋斗，在他们眼里，遗传因素对于成功的作用显然不足道。现代，不管自己是不是“龙”，也不考虑即使自己是“龙”除遗传外生物还会变异，“望子成龙”的思想普遍存在于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家长之中，不惜倾家荡产，也要供子女上大学，上重点大学甚至出国留学，却不考虑子女先天智力条件如何的现象，十分普遍。在他们眼里，先天因素不在考虑之列。

    更加有趣的是，达尔文也同意东方社会的上述观点。

    奥地利植物学家格雷格尔·孟德尔1865年建立的遗传学基本概念，35年后得到了普遍认可。20世纪初，科学家又确定了染色体和它们的基因是决定遗传信息的载体。此后，西方人普遍认为遗传是决定人类个体智能的关键要素。智能来自遗传的证据也十分有力，因为同卵双胞胎两地分开抚养的研究，为心理测量所测得的智能的遗传性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选择标准的测试方法如智商测试）。也就是说，如果想预测一个人的智商测试的分数，参考他的亲生父母就可以了。即使孩子与父母分离，预测出智商结果的相关性，也比养父母更准确。因此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望子成龙”的期盼，远不如中国人强烈。

    我在哈佛访问期间，加德纳曾经对我讲过一个虚构的故事，虽然是开玩笑，但一针见血，深刻地说明了中美两国教育观念的差异。

    他说如果挣了一万美元，美国人会再借贷一万美元，加起来买一辆高级跑车，到处兜风玩个够，再考虑怎样归还贷款。中国人则不然，挣到一万美元会将其中的一千元留作日常生活开支，剩下的九千元存起来供子女读书，最好是将来留学，而不管他的子女的智力遗传情况如何。

    但加德纳本人并不信服智能的“遗传决定论”。通过研究，他对这种论点产生了怀疑。因为过去大部分研究的工作仅仅在特定的人群中，主要是在美国的中产阶级内部进行，因此对更多的不同环境中人类潜能是否来自遗传，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虽然心理测量学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人的智能主要来自遗传，但加德纳认为仍然很难得出结论，不同族群智商差异的原因只与遗传有关。例如很难将美国白种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IQ平均值相差15这一事实，仅仅简单地归结为遗传。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状分析，社会里这两个族群的环境和经历，都是不同的。他认为现在的难题是：只有在一个所有人都是色盲的社会，人们才能找到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智能基因是否真有差异的答案。

    从早期智力测验的题目当中，加德纳就发现智力测验有明显的文化背景和阶级烙印。比如有关马术比赛和葡萄酒等级的问题。显然只针对中产阶级以上的社会和有钱人才适用。这种试题测量出的结果，显然不能说明智能来自遗传，有明显的偏见，而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测验的结果都预言来自富有和掌权者家庭的儿童，会有较好的前程。美国的穷人和富人往往不居住在相同的地区，因此甚至邮政编码与IQ的成绩，都有一定的相关性。由此加德纳判定，智力测验有明显的偏见。

    他认为如果一道测验题问接受测试者，在马路拣拾到的金钱是否应该交给警察，不能指望中等家庭成员和贫困家庭的成员给出相同的答案。如果接受测试者意识到警察对自己所属的种族或群体极不友好，人们不能指望上面答案的正确性不受影响。但是测试的记分办法是不会考虑这些因素和情境的，最后结果只能以主流社会的答案为标准。

    按照我们过去的说法，可见加德纳认为传统的智能观念甚至IQ成绩本身，是有强烈阶级性的。即使IQ反映出的智能高低明显来自遗传，也是不足为评的，因此他的多元智能理论，就十分重视后天的教育和培养对于人的智能的作用，这一点，不但与中国人的观念有相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也为美国广大受压迫、受歧视的黑人以及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民族，打抱不平了。

背景之三：对脑伤病人和特殊人群（白疾专家、超常儿童、患有孤独症的儿童）的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加德纳即跟神经学家诺曼·格斯温德教授作博士后，又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零点项目》的研究人员和负责人之一，因此他每天上午去波士顿退伍军人医疗中心的医院工作。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脑伤病人，每天下午则在《零点项目》研究儿童的艺术认知。他所研究的儿童，既有天资聪颖者，或曰超常儿童（prodigies）,也有白痴专家(idiot savants)、患孤独症的儿童(autistic children) 。后来，他又长时间地在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和波士顿退伍军人医疗管理中心共同支持的波士顿大学失语研究中心工作，连续研究脑伤病人长达二十年。

    对于以上两类群体的研究，是导致加德纳提出多元智能理论的直接原因。

    他发现，人类的能力涵盖一个很广的范围。某一方面的长处并不能预测这个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或者说人类的智能是一系列彼此互相独立的能力。这些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松散且难以互相推测的。人类的智力或大脑，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已经变成几个分开的器官。因此他在1974年出版的有关神经心理学的著作《受损的智能》（The Shattered Mind）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并不孤独。半个世纪以前，还有人相信大脑每一部分对人的知觉和思考起相同的作用。今天神经学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人脑的功能是高度分化的，特定的能力由特定的神经网络控制。

    在研究中加德纳还发现，某些儿童有多方面的特长，另一些儿童却找不出特长。但大部分时候，每个人的长处都在一定的方面。有学习外语特长的儿童，可能无法在陌生的地方辨别方向，学不会新歌，无法辨认有权力和地位的人，对于学习外语很差的人，则无法预测他其他方面的能力。

    白痴专家（或译为白痴天才）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些人在某一个领域表现出惊人的能力，在其他方面却十分平庸甚至表现出明显的智力障碍。孤独症患者的例子更明显。许多患有孤独症的儿童在数学运算、音乐表演、旋律模唱以及绘画方面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但常常在语言交流、人际关系上却明显的低能。

    加德纳还发现，、惯用右手的人，左脑中部受伤，肯定会发生失语现象，在说话、理解、阅读、写作方面发生困难。专门研究失语症的专家，甚至根据脑伤的具体部位，就能对失语症的病情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而同一个病人其他方面的功能，则可能完全正常。如果受伤的部位在右脑中部，不会发生语言问题，若受伤的部位不同，就可能会发生空间定位、唱歌和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

    由于以上种种研究中的发现，加德纳在智能的观念上站在了神经学家一边，对自己领域发展心理学家的理论表示出不信任。

    “神经学家对于心理学的智能假设也提出了怀疑。半个世纪以前，还有神经学家相信人类的大脑是可以用于任何目的的机器，也就是说大脑的任何部位，对于促进人在任何领导内的认知和感觉，作用是相同的。但是现在这种‘潜能相等’观点已经消失了。目前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人类的大脑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器官。也就是说特定的能力，无论是感知线段的角度，还是说话时发出的某个声音，都与特定的神经网络相连接。”

    从神经学的研究成果中，他找到了智能多元化的证据。艺术家的背景，对于各类儿童艺术教育的研究加上在医学和生理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导致了加德纳而不是其他心理学家创建多元智能理论。

背景四：对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关注。

    从大学本科起直到现在，加德纳在学习和研究时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广泛地跨学科。他不仅横跨发展心理学、教育学、神经学和艺术，而且横跨自然科学。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认为这些领域的研究，已经提出智能多元化的证明。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开始研究人工智能的时候，电脑编程工程师一般认为，问题解决程序具有解决所有问题的能力。他们想研制一种程序，可以同时用来下国际象棋，区别语言和辨认面孔。但是随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通用的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人工智能的程序，远不如在一个程序中仅仅输入有限范围的知道，然后加以综合的专家系统效率高。

    所谓专家系统，就是对某一方面知识有全面了解，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却无能的人工智能系统。如语音识别、化合物光谱鉴定、棋弈等专家系统。一万亿次深兰棋弈计算机专家系统，甚至赢了国际象棋冠军。中医肝病治疗的专家系统，特别是兼有人际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的通用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使加德纳感到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也同样否定了存在单一的、可以用于所有目的的智能的观点。

背景之五：智能座谈会上惟一的心理学家。

    加德纳曾经参加了一个有关智能的小型研讨会，使他认识到与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相比，心理学家对于智能的讨论过于僵化和狭窄。

    令加德纳特别感到吃惊的是，他是出席那个研讨会惟一的心理学家。会上一位实验物理学家综述了对不同动物的智能的研究成果。一位数学物理学家讨论物质的本质，认为物质提供了人类意识和智能的行为。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介绍一种简单的、类似神经的单元发展出来的复杂专家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表现出智能的特征，甚至呈现创造性思考的特征。

    在他专心听取以上专家的发言时，很清楚地认识到“智能”已经不再是心理学家的专有名词，而是建立在生物、物理、数学等各个方面知识基础之上的哲学术语。至于那些心理测验的分数，无论是否具有相关性，在“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以外的地方。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广博的学识，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对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领域成果的关注和研究，使加德纳大胆怀疑，努力创新，最终提出多元智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