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心理学和化学因艺术联姻：我与加德纳的交往

我与霍华德·加德纳近10年的交往过程可以分为三段。

一是见面之前，经过介绍后仅仅通过书信联系。那时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较模糊。

二是在哈佛《零点项目》见面之后相处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的交往中，经过他的安排和介绍，我认识了他家庭中的全体成员，他的两个秘书、哈佛教育研究生院的院长、《零点项目》内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其他大学的许多知名学者。此外，他带我参加了许多活动，既有社会学术活动，也有他的家庭活动。在这些活动和教育研究生院举办的活动中，在我讲学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许多交流。此期间我们还有过个别谈话和约见，有许多电子邮件的往来和当面交谈，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三是我回国后至今，主要也是通讯往来。但这时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彼此间越来越了解，感情也逐渐加深。

在和我交往的过程中，他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举止行为，无不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特点，化现了他的学术传承和思维特点。了解他在日常生活和与人交往中，特别是与中国人交往的原则和习惯，对于我们了解美国文化，了解多元智能理论的创建过程及其本质，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至少我是在与他们交往过程中，特别是通过与他的多次谈话和书信往来，才逐渐深入了对《零点项目》、多元智能理论以及艺术教育的功能的认识的。

对于即将出国留学的青年学子，可以从本章学到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方法，了解到去西方特别是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上的一些细了。

一、见面之前：科学与艺术的对话

本书的“引言”中提到，我这个大学化学教师与加德纳相识的介绍人，是他的老朋友，当时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妲娜。在我答应介入音乐教育工作之后，她给了我加德纳的通讯地址。当时电子邮件在中国还没有普及，所以我给他的第一封信，是从邮局寄往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零点项目》办公室的，那是1994年。

在主动发出的第一封信中，我首先作了自我介绍，表明因为将来申报艺术教育的有关课题，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帮助和有关资料。信寄出不到一个月，我就收到了他本人的回信，并寄来一些有关《零点项目》和多元智能理论的资料。我1995年在国内报刊上介绍多元智能理论的文章，主要就是通过他寄来资料翻译整理而写成的。

1995年春，我的课题“中外理工科大学艺术教育的研究和探索”，在申报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计划”的项目时，曾去信请他担任顾问。这些他婉言拒绝了我。说“婉言”，是因为他本人并没有直说，而是由秘书答复。秘书说加德纳太忙，不可能担任你研究课题的顾问，但是如果研究成果写成英文，他本人倒是有兴趣阅读。

1995年夏天，我一方面积极申报课题，争取立项，另一方面给他去信，提问访问哈佛大学，以便为我的课题搜集美国大学艺术教育和《零点项目》艺术教育研究的资料。信寄走不久，他很快就给我发来了非正式的邀请函。说它“非正式”是因为当时我的课题还没有被批准立项，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委员会答应的集资还远未落实，访问哈佛大学只是我的愿望，没有明确日期。所以加德纳在1995年9月27日的信中说：“作为我们近来的一次通信，我现在很愉快地向你发出邀请，请你在几年内双方都方便的时候访问哈佛大学《零点项目》。我们虽然无法提供财政和医疗上的帮助，但很高兴地为你提供办公、学习的地点及有关资料。此外，我们还很愉快地邀请你参加研讨会、课程教学以及《零点项目》和哈佛教育研究生院的各项活动。我们同时也希望你能在这段时间里提交并介绍你的研究成果。”

1995年底，我的课题“中外理工科大学艺术教育的研究和探索”克服了许多困难，经过各级组织的评审，在国务院主管教育的领导同志亲自关怀下终于得以立项，眼见哈佛之旅的成行，从中国这一方面来说希望已经很大，我就去信请他发出正式的邀请函。

但这次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两名候选人竞争，而加德纳只能从中挑选一个。除我之外，另一人来自中国南方一所重点大学。加德纳曾经访问过那所大学，与其中很多人认识，因此他们积极向他推荐自己的教师，把握很大。但加德纳曾经前往英国留学一年，对欧洲怀有特殊的感情，而我有英国文化的背景，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两难之时，加德纳最后将选择权交给了李妲娜女士，请她确定邀请的人选。虽然她与那所大学研究多元智能理论的教师也认识，但还是向加德纳推荐了我。至于为什么，当时我并不知道。

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还不完全了解我。1996年5月，为了最后确定是否邀请我访问哈佛大学邀请函，他派了一个人到北京对我进行“面试”，他是世界知名教授，愿意自费做他的访问学者的人很多，据说1995年时就已经排到了21世纪。为了接纳我，他必须将其他人的访问年份征后推，不得不慎重。似乎仅仅有人推荐，还足以让他信服，所以派人到北京“考核”一番。

这个人是美籍华人，叫李瑾，30多岁。她是四川成都人，大学本科毕业于中国大陆，专业为英语。在美国学习德语并拿到硕士学位后，做了加德纳9年的博士研究生。因为她读一段工作一段，当时恰好来北京出差，加德纳就给了她这个任务。

“面试”在东城区的王府饭店大堂进行。据李瑾后来告诉我，要她考查的主要内容，就是我的经历、东西方文化背景、英语水平几项。光看文字简历，听介绍，加德纳怕有水分。她虽问了不少问题，细致认真，但十分得体、礼貌，并未摆出咄咄逼人的考官架式，我自然回答得很轻松。

见面时，我还交了一份英文的简历，同时将我在《深圳国际美学美育研讨会》上发言的英文稿、发表的有关《零点项目》的中文文章复印件和报刊关于我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和《零点项目》多元智能理论研究的报道也交给她看，请她将中文的有关内容转告加德纳。

她的提问均用普遍话，并未说英语。后来她说，我在英国两年多的经历被证实之后，她觉得没必要当场“口试”。即使口语不好，能用英文写论文，就可以用笔，与加德纳的交流没有问题。何况她看完我的文章，已经当面说我的中文不错。有人没有读懂过去已经出版的加德纳著作的中译本，不怀疑译者的英文水平，只怀疑译者的中文水平，所以她很注重我的中文如何。其实那些著作的原文和中译本我对照看过，译者的中英文水平都没有问题。至于大多数人认为难懂，则另有别的原因。

李瑾回去以后，我很快就收到了经过加德纳的申请，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副院长乔尔·莫奈尔教授发出的正式邀请函。看来此次“面试”是关键，加德纳对于李瑾是很信任的。到哈佛大学后不久，我知道了她果然是加德纳的得意门生之一。

在哈佛大学，接受访问学者必由教授向院长提出申请。只有学院的院长才有权发出正式邀请函，可以作为办签证和入海关的凭证。加德纳1995年9月27日给我发过邀请，是非正式的。我必须给办公室与他只有一条小路之隔的研究生院院长写信，提出邀请我的正式申请，经院长批准后才由后者发出正式邀请函。这是我到了哈佛后才知道的。

主管此项工作的副院长乔尔·莫奈尔（Joel Monell）教授1996年8月5日的来函除说明到校后办理各种手续的地点、接待者以外，开始时也说：“我很高兴地通知你，我们已经批准从1996年10月1日到12月31日止为你安排一个教育学访问学者的职位。如你所知，这是一个没有工资的职位。但是这个职位的获得者一旦输身份证之后，可以使用哈佛大学所有的图书馆，进入员工俱乐部、体育场馆，免费享用大学的所有服务设施。”

出国前办护照和签证等手续时，见到了外交部的一份重要通知。因为美国海关和移民局当时对入境的中国人盘查很严，发生过因公出差赴美人员由于身份不确、材料不符或无故被原机遣送回国的事件，所以智能在介绍这一情况后，提醒赴美人员，动身时务必证件齐全，特别是邀请函一定要带原件。

这个通知对于我至关重要。我出国的申请获批准时，按照中国外事部门的标准，哈佛大学的邀请函已经过期。为了赶到学校放寒假之前办好手续，我立刻发传真给加德纳和院长，请他们用传真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再寄新的邀请函。他信真的一点没有耽误。但除传真以外，没有将邀请函原件用信寄来。于是我又立即给加德纳发传真，请他将邀请函的原件寄来。幸好这份由她的秘书用特快专递寄来的原件，赶在我上飞机之前到了北京。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我这次访问是相当重视的。

在没有去美国之前，加德纳已经开始给我寄他自己出版的书。这其中就有1993年出版的《多元智能--实践中的理论》。刚开始，他用海运寄。后来因为速度慢，又容易丢失，干脆用航空寄。有一本书，他第一次走海运寄暂时没有收到，他不愿再等，立即用航空信又寄了一本，结果这本书我就有了两册。

不但如此，以后无论资料多少，他再也没有走海运寄过，一律用航空。因为中国的学者、作家互赠送自己的出版特很普遍，起初我不以为然。后来到美国之后，我的弟弟沈致襄闻听此事很吃惊，他说美国教授自己的书是不送人的。虽然他赴美多年，曾经担任明尼苏达大学战略管理系的客座教授，按理说应该是权威，但我还是将信将疑。当我后来向麻省理工学院音乐系的教授珍妮·巴姆伯格要书被拒绝以后，才相信了，加德纳为我访问珍妮·巴姆伯教授，亲自打电话请她接待。她曾是《零点项目》的工作人员，是加德纳的“下级”。而且我第一次去拜访她时，还由著名音乐家、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理论系主任莱尔·戴维森教授亲自陪同并驾车送去。即使这样，当我提到加德纳向我介绍她的名著《音乐心理学》时，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可以在哈佛大学的书店买到。”

从加德纳对我如此慷慨，可以看出他的确不同于一般的美国教授。至于其中的原因，不要说读者，就是我，当时也不明就里。到哈佛之后，特别是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才体会到其中的奥秘。读完此书的上编，读者自然会得出答案。

二、在哈佛相处的日子：科学与东西方艺术的结合

我是1997年2月19日到达美国并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休息了几天，然后23日午夜从洛杉矶起飞，24日早晨到达哈佛大学的所在地波士顿。下飞机的当天，我就得到消息，多元智能理论的创始人、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的两名负责人之一霍华德·加德纳教授，选定27日上午在哈佛教育研究生院的拉森楼约见我。

《零点项目》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科研机构。该院共有1500名学生。其中博士生近300名，其他为硕士研究生。波士顿的华人往往只称其为教育学院，省去研究生三个字。这大约因为哈佛大学是研究型大学，整个大学研究生多而本科生少，除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大学院外，其他10个学院都只招研究生，用不着特别说明的缘故。

教育研究生院共有三座较大的楼，分别用人名命名。翻译成“楼”，是我觉得它们和中国大学里的楼完全一样。实际上英文词是Hall，照字面应该翻译成堂或大厅。教育学院的一座楼是朗费罗楼，共三层，兼做办公和教学之用。《零点项目》的教室、办公室和部分研究项目在此。另一座就是拉森楼，大约有十层，主要安排学院的办公室和研究机构。第三座是戈特曼图书馆，四层。其中一层是阅览室，二层是书库，三、四层也是办公室，地下室是学术报告厅和会议室。美国的地下室一般都有窗户，半层在地面以上，条件不错。我在朗费罗楼的教室里听过课，参加过研讨会，也讲过课，做过学术报告。这些教室和会议厅非常考究，十分现代化。地板要么铺着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毯，要么刚刚打过蜡，色彩十分柔和。至于教学设备，则一律配备闭路电视、空调。需要时，只要事先预约，上课时有专人配备幻灯机、投影仪、甚至电影放映机，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教育研究生院所处的位置也很好。这三座大楼和其他一些小型办公楼，分列在不足100米长的阿品恩路两侧，距哈佛大学的主要教学楼群、商业中心和行政中心步行都不超过3-5分钟。加德纳为我安排的办公室在斯托里街8号，这里是《零点项目》一个较大课题组的办公地点，距离教育研究生院和哈佛广场，大约都不足100米，很方便。

约见原定为20分钟，从下午3点到3点20分，由加德纳的得意门生、美籍华人李瑾陪同，地点在拉森楼二层加德纳的办公室。他非常忙，除要负责《零点项目》的研究工作和经费筹集、亲自与全世纪的学者、基金会交流合作外，还要在教育研究生院任课，是十几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此外，他每年都要撰写大量的论文甚至一两本书籍。李瑾说他曾经一天亲自写过80封信，我还不大相信。抵达哈佛后，发现当年的3月份，他就跑了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七个国家。我曾经问过《零点项目》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爱德华·柯比，加德纳每年的1-2部专著是否由他亲自写，因为他当时有两个秘书。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他的秘书只为他查资料，代他接电话，回信。我的下一个问题当然是他怎么会忙得过来。柯比告诉我，他的精力是一般人的三倍。

加德纳是德国犹太人的后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父母移居美国，因此他的德语很好。他的办公室很凌乱，满屋子都是资料和信件。从他的办公室通往二楼大厅的楼道两边，分别是他的两个秘书莉萨和阿莱克斯各自的办公室。二楼大厅摆着沙发，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大厅的墙上，挂着莫奈的几幅画。后来教育研究生院国际办公室为我和加德纳拍摄合影，就选了莫奈的画为背景。

我一进就，他就迎上前来，主动与我握手。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身高大约1.80米左右，他笑容可掬，十分和蔼，使我的紧张心情马上烟消云散。

入座后，他的第一句话就问我去过几个国家。知道我去过欧洲6个国家后，他很高兴。后来知道，加德纳接受我访问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在欧洲的经历和西方文化的背景，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去过几个国家”。他认为与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人合作，难度较大。而他希望来人具有在英语国家生活的经历，见第一面就能直接交流。我顺利地过了这一关，此后的谈话自然很愉快。

他首先介绍了哈佛大学的各个方面以及《零点项目》的历史和工作，然后遗憾地告诉我因为基金会的原因和投资者的兴趣，《零点项目》这几年虽然没有放弃研究形象思维的初衷，但已经偏离了艺术教育的轨道，这方面的工作和项目虽然有但已不多，有关人员也大部分离去。但是他可以在《零点项目》内安排办公室，办理哈佛大学的身份证，并联系有关部门和人士，尽可能为我提供各个方面的条件，以便我搜集自己感兴趣的资料，从事来美前计划的研究工作。他还建议我去找几个人，认为他们会给我以需要的资料和建议。

他建议我去找的人，有麻省理工学院音乐系的珍妮·巴姆伯格教授、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理论系主任莱尔·戴维森教授、哈佛大学的音乐教授赵如兰等人。前两人数年以前是《零点项目》有关艺术教育的研究人员，最后一位是有名的华人音乐家赵元任的女儿。她也和父亲一样，是哈佛大学知名的教授。除了赵如兰，加德纳虽然见过一面但没有联系外，其他几个人他都亲自打电话介绍我并请他们接待、帮忙。我后来的工作得到那些人的大力协助，与加德纳亲自出马介绍有决定性的关系。

他还介绍我看一些书和文章，其中包括《零点项目》在《审美教育学报》1989年第一期出的专刊。趁此次机会我提到与该刊物的主编拉尔夫·史密斯教授建立友谊的经过，告诉他我的文章《美育--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将在今年他主编的《审美教育学报》上表发。看得出来，他对于我这个化学教师熟悉这位世界著名的美学家感到意外。他说我很幸运。因为7月份哈佛《零点项目》将在波士顿召开为时4天、名为“多元智能理论新掼”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邀请我参加并答应除为我免去800美元的会议费外，还提供免费食宿。

这次会见比预定计划延长了25分钟，共持续了45分钟。据李瑾说对于日理万机的他是很少有过的。因为会见时间的延长证实了他“喜欢”我，介绍人也就是在北京对我面试的“主考官”李瑾，因此而如释重负，才敢带我去见教育研究生院的其他领导。据她说加德纳对于自己不喜欢的前来请教的学生，一句话都不肯多说就打发他们离开。

第一天进入哈佛，就体会到美国人的时间观念极强，也不讲客套。在美国，应酬和寒喧很少见，“我不喜欢你”和“浪费我的时间”是最充分的拒绝理由，没有人会见怪。后来，我了解到他之所以愿意邀请我，并且见面之后印象不错，除西方文化背景和语言上的原因，就是我的跨学科背景。加德纳自己，就被中国心理学家称作“杂家”。1997年在波士顿开“多元智能理论新指南”国际研讨会的闭幕式上，我亲耳听见他花了两个小时，大谈特谈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伯爵、苏姗娜和巴西里奥的“冲突三重唱。”

这次会见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李瑾说的他“喜欢”我，尽管这对于我也是重要的。因为“喜欢”仅仅表示他愿意接受我，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物质上的帮助。我从这次约见中获益最大的，是他告诉我在美国办事的一个原则，也是他对我在美期间工作和生活的建议。这个建议对于虽然体会过挫折和艰难，但毕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教育并工作多年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友善的提醒。它使我恍然大悟，得以将过去的经历加以总结，完成市场经济环境中知识分子人生哲学的转变，极大地帮助了我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他的建议是：“在美国，如果你在任何人那里或任何地方碰了针子，不要犹豫，试下一个（try next）。”这体现了美国社会的特点和美国人的人生哲学：不同情弱者，鼓励人在任何时候都勇于进取，迎接挑战。

由于我手持签证种类的麻烦，一个星期以后的3月6日才办好有关手续，正式进入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办公室，领取了身份证（ID）。所以说我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从3月6日才真正开始。我与加德纳的相处，实际主要从那时起的一个月。一个月以后春天来了，我基本通过他的两位秘书和他用电子函件联系。因为从此之后，他就频繁地前往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国，在学校的时间比在外的时间少得多。

在头一个月里，他参加的所有学术活动，都开车带我往返。我至今记忆深刻的，有他一次听众为加拿大中学教师的电视谈话、他在马萨诸塞州教师代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和几所中学的报告。讲话和报告的内容基本都是关于多元智能理论和实践的，形式相当于中国的学术报告。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每次演讲之后，都要回答听众当场提出关于多元智能理论的许多问题。他讲话或报告的语言相当生动，与听众的交流和讨论也十分自然，不像我们的学术报告那么严肃。但后来我才知道，他还不算是《零点项目》科学家中最活泼、最幽默的。在有数百名教师、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听过《零点项目》另一位负责人大卫·帕金斯教授的报告。他一边讲，一边在讲台上来回走，最后索性坐在舞台前的一角讲，会场气氛活跃，交流热烈，笑声不断，掌声雷动。

每次带我一起参加这种学术报告，他都介绍我是他的同事。自然我也沾了他的光，得到人们的礼遇和尊敬。当时我对多元智能理论所知甚少，常常因此感到很惭愧。为了避免尴尬，每次外出之前，不得不阅读一些资料，熟悉有关内容，免得提问者太多他答不过来时，有人便会问我。这大约就是他带我外出的目的之一：让我熟悉多元智能理论从而被吸引。

后来我知道，加德纳接受并帮助我的初衷，就是为了将他的理论介绍到中国大陆。当初在选候选人的时候，他的顾虑之一，就是怕来者动机不纯，目的不是研究多元智能理论，而是移民美国。因为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因此在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像留学生在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申请签证时的做法一样，声明访问的目的是学习，学成后好回国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服务（serve my country and people）一定会返回中国。谁想到这句话虽然没有错，却被指为境界不高。因为加德纳和《零点项目》的目标，是服务于整个人类。他对我如此慷慨大方，多次赠书，目的在于此。其他美国教授的工作动力，是学术成果，是个人的事业。而加德纳工作的动力，是整个人类潜能的提高和全世界的美好未来，为人类服务，显然比我要高尚，因此他说：

“如果我们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类的全部智能并使之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就能增加我们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机会，进而为世界的繁荣作出贡献。”

并非我有意拔高他，我感受到的加德纳，的确如此。

加德纳是典型的工作狂，在生活上却极不讲究。比如，我从未见过他西服套装笔挺，头发锃亮，因为他即使出席正规的演讲和制作电视节目，也只穿西服便装，领带打得也很随便，更没有见他穿过西装背心。作为一个世界知名学者，据说加德纳在美国一次演讲的酬金，已经够买一辆中国人眼中的豪华轿车奔驰，但他每次外出开的却是一辆很不起眼的旧车。

我经常在车上一边和他聊天，一边观察车内的陈设，发现比起外观来，车内的环境更教人不敢恭维。坐椅不是眼下中国爱车族追求的高档皮椅，而是褪了色的布料蒙面。因为长期缺乏整理和清洗，连这布料的表面也显得破旧凌乱。车外和车内看起来，短期之内都没有认真清洁过。若不是他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沿途的风景、建筑及其典故，介绍波士顿的历史和文化，我真以为是和陈景润式的书呆子在一起。

进入哈佛大学办公室三个星期以后，我给加德纳写了一份备忘录，汇报了我初到哈佛的活动和收获，并说明为了参加7月份“多元智能理论新指南”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他能给以资助并开始办理三个月后延期的手续。这三个星期里，我虽然没有闲着，也感受到了哈佛巨大的信息量，了解到许多意料之外的情况，但自己并不满意。主要是发现美国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现成资料基本没有，《零点项目》及其多元智能有关课题组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小学生和低年级的中学生，没有与我相对应的研究成果和项目可以借鉴。最重要的是，我所需要的经济资助没有落实。靠完成化学课题的经费考察艺术教育的计划，因为波士顿地区高校没有我所熟悉的胶体化学与表面化学研究方向，也无法实现。

三个星期以后，当我发现加德纳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时，觉得向他开口谈访问延期和经济问题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实际上过了两个星期，就听说加德纳开始在不同场合、在不止一个人面前赞扬我，他因为我的表现，当面称赞了李瑾的眼光和判断力（good judgement），说我是他接待过的来自东方国家访问学者中最好的一个。据他说，东方国家的访问学者，往往刻苦有余，“访问”不足。也就是他们到哈佛之后，每天“头悬梁、锥刺股”，早来晚走，泡在图书馆或办公室里阅读书籍和学术报刊杂志，希望以“苦读”来感动加德纳，求得经济资助，延长访问期。但往往效果恰得其反。

加德纳认为既然是访问学者，就应该以“访问”为主。在自己的国家也可以读书，何必万里迢迢、背井离乡来美国读书？他觉得这么做白白占用了《零点项目》的办公室和研究设备，浪费了彼此的时间和金钱，对双方来说都没有必要。

而我的做法与他们不同。我每天早上7点钟进办公室，吃完早饭后查阅电子函件和重大新闻，然后答复或处理来往信件，直到美国人的上班时间，我从9点钟起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电话联系参观访问的有关事宜。10点钟左右，出发前往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博物馆、各个学院或波士顿的各高等学校和单位访问。主要活动是参观、会见、谈话、听课、听讲座以及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地方近，我中午1点钟回办公室先吃午饭，休息片刻后再去另一个单位。地方远，我中午就不回来，在外面吃午饭。下午5点钟，美国人下班，我的访问也就结束。6点钟回到办公室吃完晚饭后，要么阅读、写作、网上搜寻信息，要么继续外出会见各界人士，参加各种活动，直到深夜。总的来讲，我在美国人上班的时候外出“访问”，在美国人上班前和下班后苦读，中西结合，两不误。

就这样，短短的三个星期里，除联系参观了七所高等学校以外，不但加德纳在第一次会见时提到的人我全都认识了，还拜访了很多他还没有来得及提到或连他也只闻其名而不认识的人。这些人里面有波士顿大学音乐系的教授维茨、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杜维明教授、马萨诸塞州政府教育部的官员沈安平博士、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程介明教授等许多人。

对比在英国访问时没日没夜地在实验室里作实验，我感到在美国的这种访问方式既轻松又惬意，非常愉快。我这么做，出于搜集资料的需要，并未刻意安排，没想到获得了加德纳的高度赞赏，可谓意料之外。

听到他的赞赏之后，我在一次与加德纳同行的路上，向他提出了在这里讲点什么的愿望。当时主要是经济目的，以此获取报酬或资助。本以为会成功的事，却被他一口回绝了。他的理由有三个，听起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第一，你是来学的，不是来干的。第二，哈佛的学术活动太多，你的讲座若没人听反而弄巧成拙。第三，这学期所有学术活动的日程表，均已在开学前排定，现在无法挤进去。一句话，没门儿。

尽管这三点理由如同一瓢冷水当头，我并未灰心。中国有句成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不是说过“如果在任何人那里或任何地方碰了针子，不要犹豫，试下一个”吗？我就先从你这里开始，试一试灵不灵。我想讲点什么是为了获得资助，你既然不让我讲，我就直接找你要资助。

又过了一周，我写了一个备忘录。我主要谈这三个星期的活动和收获，并为此对他的邀请和提供的便利条件表示感谢。第二件事就谈由于收集资料的难度较大，加上参加7月份“多元智能理论新指南”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三个月的访问期不够，希望他能够为我提前办理延期手续。第三件事，就是经济问题，希望他能给以资助或建议。

备忘录是3月27日用电子函件发出的。除同一办公室的成员以外，我与哈佛教育研究生院所有成员的联系，几乎都靠电子函件，这比电话更方便。3月31日，我收到了由办公室秘书阿莱克斯小姐转来的回函。

他1997年3月31日的来信是这样说的：

“感谢你3月27日的备忘录。我很欣赏你采用的这种联系方式。我的办公室转来备忘录的此时，我正在从芝加哥到欧洲的路上。直到4月中旬之前，我都不会真正返回办公室。

我对你在这在这里第一个月表现出来的冒险精神和活动方式，极为满意（extremely pleased）。我非常愉快地给你高手（happy to give you high grades）！我相信你在今后的时间里，会取得更加丰厚的成果和收获。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4月21日是否有时间去康涅狄格州，我将在那一周之前告诉你。

我愉快地建议延长对你的邀请，丽萨能够准备必要的文件（可能只需要给院长打一个简短的报告）。如果不能更早，我将在4月中旬回来后签字。

期待着下个月见到你。”

丽萨是他的秘书。信中他回避了经济问题。

既然你称赞我，我就又了一封信，直接向你要。第二次他没有回避，直截了当地说他解决不了，让我想别的办法。

我只好“试下一个”。

我刚到哈佛时，与博士研究生爱德华·柯比共用一个办公室。虽然他的课题需要在远方工作，我很难见到他的身影，但只要他一露面，我就要和他交流有关《零点项目》和我在中国的工作。他显然对我的介绍很感兴趣，希望我能将所做的工作介绍给大家。当他知道加德纳拒绝了我的要求时，就建议我找《零点项目》的行政负责人里兹。

《零点项目》当时一共有三名负责人，加德纳和帕金斯教授主要负责学术研究的领导工作，而里兹负责人事、财务、设备等行政管理工作。虽然我也认识她，但开始有顾虑。按照中国的逻辑推理，加德纳不同意，我再找其他负责人，肯定引起他的不满，里兹也未必愿意为我而得罪他。但是想到他说的“试下一个”，我还是决定试一试。

在一次调离同事的小型欢送会上，我和爱德华·柯比一起找里兹谈了这件事。里兹是一位40左右的女士，获得过硕士学位。由于工作能力强，在《零点项目》深受尊敬。她很热情，建议我先起草一个报告的提纲，供她考虑。我第二天就写好提纲，一共有六个题目供挑选，每个题目都详细地列出了其中的内容。她认为哪个都很好，请我自己确定一个，由她来安排时间。因此这次讲学的内容，就确定为介绍我做为化学教师在中国所从事美育研究的经历以及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范例--《瑞利光散射理论与印象主义绘画》，时间开始暂定在5月14日。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成功鼓舞了我。反正加德纳反对的“非组织活动”已经开了头，我当时以为“得罪”他已是确定无疑，讲一次还是讲两次就没有了区别，我就主动找到负责《艺术教育强化项目》的教授杰西卡·戴维斯，表示愿意为她的班级上课。这个项目是当时《零点项目》为数不多的与艺术教育有关的课题。杰西卡是一位研究视觉艺术教育和形体艺术教育的专家，1997年上半学期负责这个项目的课程。选修她的课程的，有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由于加德纳的介绍，我一到哈佛，就开始跟班听她的课。因为课堂上经常以“请教”为名和她讨论问题，彼此已经很熟悉，所以我一提出建议，她马上就答应了。对于我提出的另外五个题目，她挑选了《秦始皇兵马俑与中国古代文》。这次课程安排在5月16日。

虽然两次讲学的安排突然出乎意料地顺利，但我仍然有些忐忑不安，担心加德纳以地我在他背后搞的“非组织”活动不高兴。正在这时，里兹来信问我是否同意将14日的活动推后到20，据她说是因为加德纳希望出席，但他14日回不来，希望我能等他，也希望《零点项目》能推迟举办我的报告会。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感到我头顶上的天空已经“阴转晴”，所以非常兴奋，立刻答应下来。

既然如此，我索性于4月11日给加德纳再发一封电子函件，一方面为没有来得及征求他的意见就接受了里兹的邀请表示歉意；另一方面正式邀请他参加并“批评指正”。

他三天后给我回了函，不但没有因我未经许可擅自联系的这两次讲座而生气，相反却对我能在哈佛讲坛上介绍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高兴，表示一定争取在20日之前赶回来。

在这封电子函件中，他的口气大变，决定授权里兹给我1000美元的资助，做为两次讲学的报酬。这样不但解决了我2个月的生活费，而且为我以后的讲学定了价：每讲500美元。从此我在美国主要靠讲学为生，每月讲一次，生活费就有了，其余时间想干什么干什么。在哈佛能讲，在别的学校自然更有资格讲。也就是哈佛认为你有用，别人也就认为你有用。在美国，不但大学相信哈佛，连移民局也相信哈佛。哈佛大学相信你有用，移民局就相信你有用。哈佛大学给谁发邀请函或者给谁办签证延期，一般都会获得移民局的批准。

对我在美国和哈佛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可以说加德纳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他的做法，不但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事业和人生，也使我感受到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虽然他开始不同意我讲学，可我一旦冲破了他自己的“禁令”，他不但不因我的“不听话”生气，反而为我的成功高兴。这说明了美国一个学者的胸襟。在与他见面之前，曾有人告诉我，加德纳是一个精明的犹太人，决不干赔本的买卖，所以想拿到他的资助，难而又难。今天他给了我资助，使我产生了成就感，增添了在《零点项目》内站稳脚跟的信心，他在4月14日的回函中写道：

“感谢你4月11日的备忘录。我高兴地听说了你继续的活动和进展。同样我也很高兴你将介绍你所做的一些工作，我将尽量争取出席5月20日你的讲学活动。

我想下周一，也就是21日去威斯里安大学。我大约下午离开剑桥市，然后午夜返回。欢迎你和我一起去。如果我星期五之前没有给你特别的计划（例如下午三点钟离开拉森大楼的停车场），请在周末给我打电话（我家的电话是：864，ΧΧΧΧ；547，ΧΧΧΧ）。
我想我能在财政上改善你的处境。我愿意授权资助你1000美元，从霍华德·加德纳研究基金或者汤姆斯·李的基金中支出，以作为你两次讲学的报酬，好吗？

4月21日去康涅狄格州威斯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路上，在汽车里我认识了他的夫人埃伦。她是波士顿学院的心理学教授，曾在《零点项目》与加德纳共同工作过多年。到达威斯里安大学以后，认识了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那是加德纳的一次家庭聚会，起因是当晚他的小儿子安德鲁（Andrew）担任电贝司演奏员，参加该校的一场音乐会演出，他们全家一同前往观看并祝贺演出成功。

我先和夫妻俩一起到学生宿舍，找到他的小儿子，然后等他的大儿子杰依（Jay）和长女凯瑞斯（Kerith）在此聚齐以后，六个人一起前往一家墨西哥餐馆吃晚饭。饭后，就前往大学的剧场看演出。

演出以其开放、创新，充满青春的活力人情味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从来没有看过，也没有想象过这样的演出。它给了我许多有关艺术教育的设想和思考。谈到这一点，加德纳说他也从没看到过这样的演出。问起原因，他告诉我，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学中，威斯里安大学是最开放的，波士顿学院是最保守的，哈佛介于二者之间。

事后他邀请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这是他夫妻共同主办的。每年一次，招待朋友和同事。在说明自己住所的地理位置时，他恰好看到我写的有关那场音乐会的感受，于是他又提到了那次演出。4月24日的信息是这样写的：

“谢谢你的来信。我为你从在美国的不同经历和体验中的收获感到高兴。的确，在威斯里安大学那晚听到的音乐会，不但对你是新奇的，对加德纳全家，也是从没有体验过的。

经过那天晚上的深谈，加上这封来信所说的你的收获，现在我越来越深入地明白了你正在努力成就的目标是什么。我愿意在你追求这些价值的目标时，尽可能地给予支持。

因为我5月4日之前将很少呆在哈佛，让我现在告诉你怎样前往我家......

你可以在上午十一点和下午三点之间的任何时候到来。

我收到了你转来的出租车发票和找回的零钱，谢谢。”

出席音乐会那天午夜回到剑桥，他考虑到安全问题，建议我不坐地铁，并给了我20美元出租车费。事后我将车费的发票和剩余的4美元，一起通过秘书转交给他。这虽然是小节，但我在国外一向很重视，所谓“外事无小事”。事后事实证明与此有关的一系列表现，对于我访问哈佛的成功和建立与加德纳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回国后，他曾来信说过：

“你在《零点项目》各个方面的表现，都受到了这里人们的称赞。”

5月4日他的家庭聚会很热闹，有50多人参加。他家里的楼上楼下，甚至走廊里、厨房里都是边吃边喝边谈的人。这些人有他各行各业的朋友、亲戚，也有少数教育研究生院的同事。他对我的解释是平时大家都很忙，只有采用这样的方法，朋友们才有机会见面。邀请我来，目的是为我提供机会，认识一些各行各业包括艺术界的人，以利于我的研究工作。

在这次家庭聚会上，我见到了他的中国血统的养子本杰明。至此我已经见过了包括他母亲在内的家庭全体成员。

5月份我两次讲学的时间分别为5月16和20日。讲《秦始皇兵马俑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地点，是朗费罗楼3层319《艺术教育强化项目》的教室里，听从是杰西卡·戴维斯教授和她所教班级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们。讲《瑞利光散射理论与印象主义绘画》的地点，是朗费罗楼二楼教育研究生院的艾略特--莱曼报告厅，听众除《零点项目》包括加德纳和里兹在内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和博士研究生40多人以外，还有哈佛大学音乐教授赵如兰及其丈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卞学璜、剑桥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和剑桥中文学校的董事长纪虎民、波士顿美中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永江（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退休后在波士顿定居）、马萨诸塞州政府教育部官员沈安平博士等人。甚至有一位美联社的记者戴维·霍兰德，也来旁听。这些人中多数都是我到波士顿以后认识的。赵元任的女士赵如兰过去与加德纳见过面，这次因我的讲学两人重逢。沈安平是教育学博士，又在州政府教育部工作，对加德纳仰慕已久，特地借此机会携带加德纳的著作请他签名。

两次讲学所需的透明胶片，都是里兹请人帮我制作的。在胶片制作完毕之后，她审阅了我的提纲，并花15分钟认真地听我简单地“试讲”了一遍，感到满意，才在《零点项目》的网站上发出正式的讲学通知。

这次讲学作为《零点项目》内部的一次学术活动，不但组织得很细致，而且还有赞助。这次活动的花费，在“托马斯·李基金”内开支。这项基金是《零点项目》获得的赞助。除了我的酬金以外，这次学术活动还提供一次丰富的自助午餐，项目组的成员和赵如兰夫妇等来宾人人有份。本来国际教育办公室的主任罗莎琳德博士以该办公室的名义和《零点项目》共同主办这次讲学活动，面向教育研究生院的全体外国师生。但因为有这顿丰盛的午餐，里兹觉得不便公开，谢绝了罗莎琳德合作的愿望。这一来，才有了4个月之后我在教育研究生院的讲学。那是罗莎琳德博士以国际教育办公室名义单独主办的。

我在讲《瑞利光散射理论与印象主义绘画》时，使用投影幻灯机在银幕上打出提纲、数学公式、物理量的意义以及光散射电磁波的示意图，以利于听众理解，避免由于语言和专业的原因造成的困难。特别是我在讲光原理时，举了唐代诗人李白一首七言绝句中的“日照香炉生紫烟”为例，说明了瑞利光散射的理论，并首次证明，中国人在文学作品中比欧洲人早1200年观察到并记录了可见光的散射现象和规律。没有文字和图像资料仅仅依靠语言，很难让不懂中国文化的美国人体会到唐诗的神韵，更感觉不到科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魅力。但是多媒体设备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结合讲解，用幻灯放映机给出秦始皇兵马俑的造型以及印象主义代表绘画作品，然后进一步加以说明。讲学前，有专人负责为我准备并调试这两种设备，一切都显得很正规、得体。

因为进行了充分准备，再加上《零点项目》和哈佛大学图书馆提供的行进电化教学设备和丰富的幻灯资料，我在第一次讲学中，将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特色及其表现出的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经济、文化、艺术、民俗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在第二次讲学中，先将波动光学理论和方程讲得严谨而通俗易懂，然后将莫奈、德加等印象主义画家作品中的光色变化展示得淋漓尽致，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讲学获得了成功。中国历史的悠久漫长，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科学与艺术水乳交融的无穷魅力，讲学内容独特的视角，倾倒了哈佛大学的师生们，使他们大开眼界。不但在讲学进行的过程中无一人离去，而且差不多每次都要回答20个左右的问题。第二次加德纳带头提问，《零点项目》其他成员提问题更是争先恐后。东方国家的普通化学教师在世界一流的西方大学讲西方艺术，本身就是新闻，连美联社的记者闻讯都赶来旁听。过了很长时间，还有人因有幸听了那次难忘的讲学向我表示感谢。

事后杰西卡在电子函件中对第一次讲学的评价是“绝对精彩”（absolutely wonderful），还说因此而“渴望知道更多有关秦始皇兵马俑的细节”。她认为我在讲学中提出的观点，即“艺术是学习历史的媒介”。很有价值。她还说“感谢你能与我的学生一起分享你的学识。我们将怀着感激的心情，长时期地记着你的这次讲学。”

加德纳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发来电子函件说：

“我很喜欢你昨天的演讲，你的演讲是出色的（excellent）,思想观点极具探索性和启发性，引起争论的可能性很大。

我有一篇关于有机化学和艺术的文章，涉及到罗伯特·伍德沃德的工作，我想下个星期四给你。让我们5点50分在拉森楼的停车场见面，然后驾车去接我母亲，一起去波士顿拉丁高级中学。我们返回哈佛广场的时间大约是晚上九点。

因为我马上要出城，所以如果你能确认一下这个安排，我会很高兴，谢谢。”

在美国，一个观点能够引起争论，就是有价值的。没有异议，只能说明观点没有创造性，属于人云亦云，你演讲的听众将很快离去，甚至可能没有一个人来听。他的文中所说的罗伯特·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是美国著名有机化学家，1950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因合成奎宁、胆固醇、肾上腺皮质素、叶绿素以及多种抗菌素，获得1965年诺贝尔化学奖。加德纳过去并不可能预见到1997年会邀请化学教师到《零点项目》访问，却收集并保存这篇文章，说明他对多学科的兴趣和造诣。他在大学本科的时候，的确选修过化学和生物的课程。一般的心理学家，恐怕很少有人对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的文章感兴趣，更难对化学家谈论艺术的文章感兴趣。

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愿意接受我，除去我在英国的经历以外，还有我的跨学科背景，这恐怕是很多心理学家意料不到也不理解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就开始了科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当时他只是一名低年级的研究生，但他的研究深度，今天在中国仍然很少有人能够企及。我虽然在大学的30年里教了六门化学课和三门艺术课，看到他30多年前对科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精辟见解，也不禁十分汗颜。1993年，李政道教授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主持了第一届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以后，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才知道外国还有人在研究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才开始关注有关领域的问题。

在我隔壁的办公室工作的辛蒂·柯比说：“你讲学成功的原因主要是用自然科学解释了艺术，这是《零点项目》过去很少有的。”7月份在“多元智能理论新指南”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零点项目》的研究人员一见到我，就提起那次演讲。还有人因为当时出差在外，特地请我专门介绍一下瑞利光散射理论与印象主义绘画的有关问题。

虽然按照出国批件上批准的三个月时间，我已经延期了很久，回国之前仍然有些恋恋不舍。由于多种原因，我不能不在年底之前回国。

当我用电子邮件，将准备回国的想法和计划告诉加德纳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很不高兴，因为他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下一阶段的学习和工作。虽然哈佛《零点项目》1997年冬季将调整课题组人员，但他曾当面对我说过：“你在这里愿意呆多久就呆多久，无人与你竞争。”（You can stay here as long as you want, no competition）

他9月2日的信这样写道：

“感谢你8月29日的来信，我对你继续如此有效地利用你在波士顿及周边地区的时间，感到非常满意。我很抱歉，上个月一直没有露面。我正在忙于一本新书的草稿（上星期六才完稿！），因此绝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面对着我的文字处理器。

我很高兴你九月份将在波士顿地区讲学两次。遗憾的是，这两次讲学时我都不在剑桥市。我尤其特别想听你在哈佛教育研究生院的那次讲学（题目为《中国艺术教育的过去和现在》--作者注），但那时我正好在科罗拉多。

在信中你就自己将来做什么，征求我的意见。但似乎你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也就是说你还是想回想。在美国，我们很少告诉别人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什么，我们宁愿让你自己用钥匙开锁！
我想应该对你说明一件事。如果你继续在哈佛呆下去，你就还能听一些课，包括我本人和杰西卡的课。

很明显，你应当做你想做的事，我将支持你的任何选择。

我希望在《零点项目》星期四中午组织的会上或者本月其他场合见到你。”

7月份以后，位于斯托街8号《零点项目》的那个课题组，已经结题，人员大部分离去。四间办公室加会议室、复印室、生活间、洗手间经常空荡荡的，有时整天只有我一个人。为了提高利用率，9月底后勤人员来巡视了一番，计划重新调配使用。大约因为有加德纳的“指示”，敲开门后我还没问，他们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放心，无论怎么调配，你仍然在此办公。”

哈佛大学及其《零点项目》的巨大魅力，使我舍不得离去。

波士顿的华人华侨组织也希望我留下来。如果说加德纳将我当成他的同学，希望我能继续和他共事，则华人华侨已经将我当成战友，希望我能和他们继续一起奋斗。我至今仍然为没有继续延期，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好心而遗憾，但当时的确没有别的选择。我更加感谢加德纳对我的谅解和大度，从而进一步体会到美国文化和美国学者的胸襟。

在相处的这一段，我对他非常感激不假，但也并非一切观点都相同。当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对中国不够了解时，曾专门去信约见他，建议“讨论中国的政治问题”，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一见面，我才发现自己低估了他。我要和他讨论的问题之一是：“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失败？”目的是想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人民的选择，给他“洗脑”。

没想到他的简短回答使我无话可说：“谁都知道，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太腐败。”

我问他是从哪里获得的信息，才知道他详细地阅读过费正清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

“难道没有其他学派和观点吗？”我问

他告诉我虽然有，但美国大多数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都是费正清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所以美国学者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特别是他自己，与费正清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不但对客观公正研究中国历史的费正清这位哈佛大学教授产生了好感，从此也再不敢就中国问题给加德纳“上课”了。后来我在哈佛书店专门购买了费正清的著作，认真阅读，以了解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历史，这对我的交往是很有帮助的。

我到《零点项目》后发现，哈佛大学不但是学术中心、艺术中心而且是政治中心。不但主张与中国“交往”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哈佛，主张“遏制”中国的理论的发源地，也在哈佛，这就是我在刚到时，对异常的政治氛围感到困惑的根本原因。

已故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说过一段话：“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对他们过去彼此交往的共同历史，找出某种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这是与中国“交往”的依据。

前苏联解体后，西方特别是美国左翼将战略目标东移，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赛缪尔·亨廷顿。1993年他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中，提出“把和西方接近的东欧和拉美结合进来；维持与俄国和日本的合作关系”，“遏制儒教与伊斯兰国家的扩张”的战略主张。因此，哈佛大学是“遏制”中国理论的发源地。

哈佛大学“遏制”中国的理论出笼以后，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交往”与“遏制”两手并行的政策。1998年他访华的时候，“交往”甚至占了主流。布什政府刚上台时，推行的就是亨廷顿的主张，将费正清的谆谆告诫完全置之脑后。近年来美中关系终于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说明费正清理论的英明是不容质疑的，他和他的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毫无疑问，加德纳受费正清的影响较深，是“交往”派的坚定支持者，他的中国情结与此也有一定关系。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得到普及并推动了素质教育的进程，与加德纳本人的中国情结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禁因此对可敬的费正清教授的在天之灵，表示由衷的感谢。

离开哈佛之前，根据中国国内对公派留学人员的要求，他为我写了一封评价信回想随身携带上交派出单位。在信里，他对我在哈佛大学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我在《零点项目》的讲学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且表示《零点项目》希望能和回到中国的我继续保持联系，加强交流。这封给有关人士的信，除证明我的确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零点项目》访问过以外，主要内容如下：

“沈致隆教授在这段时间里，是《零点项目》、哈佛大学、以及波士顿更广泛的社区内学术生活的积极参加者。他在哈佛教育研究院《零点项目》从事美国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的研究；他参加了很多演讲和讨论会，包括《零点项目》的国际学术研究会《MI/ND：多元智能/新指南》；他还参观了华盛顿、纽约的艺术馆和有关景点。”“在美国期间，沈教授还就中国的艺术教育、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联系、音乐在一般文化中的角色等题目发表了演讲。这些演讲有实质性内容，准备很充分，而且的确被听者的学者们接受了（While in the United State , Professor Shen also made presentation about arts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arts , and the role of music in general culture These presentations were substantive ,well - prepared and well -received by their scholarly audiences ）。我曾有机会在很多场合与沈教授谈话，也听过他的演讲及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发现他在以上领域处理有关问题时游刃有余(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with professor Shen , and also to hear his lecture and respond to questions He handled these assignments very expertly )。此外，他充分地利用了在《零点项目》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而且轻松自在地与波士顿地区许多其他领域和部门的个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公民（was a very good citizen）。

我们希望和沈教授保持接触，并且很愿意将来和他进一步深入交流。(We hope to keep touch with professor shen and will welcome further contacts with in the future)”

我本以为对于一个中国的物理化学教授来说，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发展心理学家加德纳最后一句“保持接触”、“进一步深入交流”的话，不过是客套而已，万万没想到后来竟然成为事实。

因为回国后我要干的事，不是心理教育学研究。那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和我的事业和家庭没有任何关系。我的首要任务，是先完成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研究课题。这是《零点项目》和加德纳本人过去和将来都不可能涉足的领域。此外我在交差复命的同时，回国后必须立即重返化学的教学和科研领域，因为那是我事业的根基，也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我回国后放弃了化学而专门从事艺术教育或多元智能理论的研究，两年之后在大势所趋的院校合并中一定会下岗。

“保持接触”，“进一步深入交流”后来成为事实的原因，在于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受到欢迎和加德纳对中国教育的关切和他与我个人的友谊。

三、告别哈佛以后：多元智能理论之父中国情结的延续

我回到中国不久，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1998年3月23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出了哈佛大学重视人文艺术教育后面的哲学思想。当时正值国务院外国专家局主办的刊物《国际人才交流》向我约稿之时。约稿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硕士研究生毕业的编辑梁伯枢先生，文章的题目是《科技英才与艺术》（后发表于该刊1998年第5期）。承蒙梁先生告诉了我尼尔·陆登庭演讲的时间、地点并提早到场为我占座位，我才有幸得以亲临演讲的现场。说幸运，是因为事后我将这消息及尼尔·陆登庭的演讲内容告诉远在哈佛的加德纳，请他发表看法时，他感到十分惊奇。他说，即使在哈佛大学，校长也像皇帝一样，人们很难一见，想不到我在北京居然能见到他。

我去信告诉他的原因，是我在哈佛大学看到的艺术教育背后的哲学思想，由这位26任校长在北京作了总结，这极大地帮助了我研究项目的结题工作，因此我忍不住向远在万里之外的加德纳诉说什么的激动心情。

回到中国后与加德纳的联系，早期主要源于《多元智能》一书的翻译。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首先，由于我的代理依林公司在谈判版权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不得不求到我，希望请加德纳亲自协调。他一出面果然有效，谈了一年没有成功的翻译版权，很快成交。

其次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曾数十次给他去信。由于我不是心理学家，即使手不释卷，翻遍《英汉心理学大词典》，有时心里也不是很有底。加上为自己的译本定下了两个不低的标准：既要让高中文化水平的普通人读懂，又不能让心理学家挑出大的毛病，所以常常苦思冥想一个单词，一个典故，一个缩写的含义，反复琢磨一句隐语、一个比喻、一句引语的更好译法。万般无奈时，除了向北京师范大学张厚璨教授请教，还常常直接问他本人。他的耐心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有时仅仅为了书中带引号的一个名词或词组的准确含义，一个典故的来源出处，他都耐心地多次来信解释。因此可以说虽然他不懂中文，但那个中译本也有他的极大心血。遗憾的是原计划翻译工作完成后，我将告别多元智能理论，所以回国后他很多这方面的信，我都没有保存。那些信中体现的多元智能理论的很多思想和见解，他对于中国读者的热情关心，现在都无法完整地介绍给大家了。

加德纳是个严肃却平易近人的学者。虽然世界知名，对普通人却始终持极为尊重的态度。在记忆中，我回国后这几年给他去信，无论公事私事，只要他在哈佛大学的工作岗位上，从来都是在收到的当天回信，最快的一个小时后就曾收到过回函。所以一般在发出电子邮件的第二天，都能收到他的答复。只有特殊的情况下，例如他出差国外或其他不在学校的日子，才委托秘书先简短回信。对于秘书解决不了的问题，特别是我有关他著作中的学术问题，最慢也不超过三天，就能接到他本人从世界各地的回信。如果他实在太忙，对于我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我有关他著作中的学术问题，最慢也不超过三天，就能接到他本人从世界各地的回信。如果实在太忙，对于我的许多问题，他也要尽可能回答其中简单的几个。对于其他复杂的、几句话说不清的问题，他会在每个问题的后面都写道：“对不起，现在没时间，以后再说。”一封信里竟然要多次重复这句话。

国内有的“大牌”学者开口向我要《多元智能》一书，挂号寄去后就再无音讯。几年后见面问起，才知道早已收到，但却一直连表示感谢甚至告知收到的意识都没有。至于为学术交流去信后没有回音的，我遇到过无数次。与加德纳对人的态度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加德纳一天写过80封信，一个月去过7个国家，我国有多少个学者比他还忙？怎么连起码的礼貌都忘了？恐怕也只有加德纳这样懂得尊重所有人的学者，才有志向、有能力创建造福于全人类的理论，才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尊重。我想加德纳如此重视教育，在不止一本书中提到道德智能的问题，对历史上名人的道德倾向也有深入的研究和见解，恐怕与他自己对道德持严肃态度有关，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尊重他人，无论如何也是素质与修养的标志，是具备较高人际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的表现。

《多元智能》终于得以在中国出版，他非常高兴，应我的请求为中译本作了序言分文不取。我也应他的要求，用挂号给他寄去几本样书。新华出版社美编的封面设计，既保留了原著封面的特点，又有创新之举，加德纳很满意。

1999年秋季，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艺术教育学院主办的全球性刊物《多元文化和交叉文化艺术教育的研究》，发表了我1997年9月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演讲《中国艺术教育的过去和现在》的整理稿，题名为《美育在中国》。因为他曾表示过很想听我的那次演讲，为演讲那天他正好出差深感遗憾，作为弥补措施，我就从国内将发展的论文送了过去，也很想听听他的意见。虽然文章很长，从2500年前的周朝，一直讲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96年，发表后有13页之多，那是期刊物最长的一篇文章。但从收到后的回信中，还是可以发现他的确认真阅读了论文的全文。他不但注意到我曾在北京大学交响乐队中演奏小提琴的细节，还对我的论文某些内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这不但反映了他有关艺术教育的观点，也说明他对中国艺术教育特别是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的了解。

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自上而下管理的。所以我在文章中说中国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虽然也有学校师生自发启动的现象，但10多年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还是国家教委和教育部1988年和1996年两次下发文件，要求普及和加强艺术教育的结果。中国不要说顶尖大学、重点大学，稍有名气的大学，都是国家办的。权威机构的“红头文件”，在艺术教育中所起到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是决定性的。

他对此表示异议。认为我在文章中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强调自上而下发出的文件对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影响，歪曲了艺术的教育功能，是严重的缺点。

我无法和他争辩，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中美艺术教育的目的和组织管理方面的差异，使他虽然了解中国的现实，但是对这种做法有不同的观点，才对我的文章表示异议。说来话长，我只好等到将来有机会见面的时候，再向他解释。

离开哈佛之后与他交往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的写作。在哈佛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过将来会写这样一本书，基本上没有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现在不得不多次去信问他个人的情况，要有关他的资料和书籍。

每次他都详尽地回答我的问题，前后十几次寄来第一手资料和书籍从我参考。2003年10月20日为给我寄书和资料，光邮费就花了35美元。这些书和资料，使我得天独厚，具备了写这本书的优越条件。通过这些资料，我进一步认识了他本人和他的理论，知道了整个世界对他的评价。望着他亲手包装并书写地址和姓名的邮件，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日理万机的加德纳对于中国和中国教育工作者，有太多的期望和热烈的感情。

有人说写这本书可以发挥我的强项，虽然有道理，但并不完全对。我在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方面一无所有，何来强项？恐怕连弱项也谈不上。我所以能写成此书，完全得益于加德纳的中国情结和对中国教育的关心。由于加德纳的信任和帮助，才使我以一名化学教授的身份，在中国大陆多元智能理论和“加德纳学”（如果有一天出现这门学科的话）研究的领域内，占有了虽然极其微小，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一席之地。

为此我感谢他。因为他使我的一生在地质（我在地质队作过6年技术工作）、化学、艺术之外，有幸涉及了心理教育这第四个学科领域。每次变换或同时兼顾新的学科领域，特别是能够为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略尽绵薄之力，我都感到生命的价值和充实，感到欣慰和愉快。与加德纳的交往，极大地丰富、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成为我一生中难以忘记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本来2003年的7月份，中国教育学会“十五”教育科研规划的重点项目，“借鉴多元智能理论开发学生潜能实践研究”的课题组，准备在浙江慈溪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就希望我请加德纳推荐最能代表他的思想的《零点项目》成员到会，发表讲话并解答问题。

他一次就按照顺序向我先后推荐了四个人。后来经过我逐一联系，这四个人都因故不能前来。他在表示遗憾的同时，耐心地又向我推荐了第五个人。这五个人我全认识或者在哈佛听说过，都是与他长期密切合作的人。通过这份名单，我完全明白了加德纳对中国教育的重视。若非SARS后来猖獗，他的代表2003年7月份就能与热切盼望的中国教育工作者见面了。

2003年9月，我几乎同时接到了加德纳和他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候选人的来信，问我是否知道一个消息：上海一家民办中学邀请这位候选人，10月份在安徽省马鞍山市该校主办的国际教育研讨会上和上海的校部，分别作有关多元智能理论讲话，时间是45分钟。还希望我告诉演讲者，中国当前对多元智能理论的理解有哪些误区，以便讲话更有针对性。对前往中国的一名学生的学术演讲，他都要亲自过问和安排，可见他对中国教育的关心。

2003年5月29日，他在来信回答有关自己家庭的问题时，顺便告诉我：

在最近教育研究的会议上，我发表了关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演讲，并持有这次演讲的版权。如果你愿意翻译成中文，请告知，我很高兴授权给你将它翻译出来。随信附去演讲稿。

为纪念多元智能理论诞生20周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邀请他2003年4月21日在芝加哥发表演讲，寄来的就是这次演讲的演讲稿，题目为《多元智能理论二十年》。我看后非常感兴趣，一口气就翻译了出来。梅汝莉教授知道此事后，也十分高兴，介绍我投到教育部主办的《人民教育》杂志。编辑部的梁伟国和任国平同志阅后，欣然同意8000字全文发表，为慎重起见，我去信给加德纳，征求他对版权使用费的要求。当天他就回涵，非常干脆地表示为此不要一分钱。

演讲稿在《人民教育》杂志2003年第17期上发表之后，反响十分强烈。编辑任国平同志来信说：

“《多元智能理论20年》一文发表后，在读者中反响颇为热烈。不少人问：你们怎么约到这样的稿子的？中央教科所朱小蔓所长、北京教科院张铁道副院长等专家都先后表示关注，他们也认为多元智能理论与素质教育有契合之处。

我们恳请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们撰稿，深入讨论和阐述该理论对我们正在探索实施的素质教育的积极借鉴意义。

另外，如果方便，请您告知我国内对该理论有研究的专家、教授的名单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会把17期人民教育杂志寄给他，并约请他们写稿。”

可以看出通过加德纳这篇演讲稿在全国性的基础教育权威杂志《人民教育》上发表，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中国素质教育进程中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这一切，都是他本人亲自参与的结果。我从哈佛大学返回前他提出今后继续联系，是有战略考虑的。有意也好，无意也好，我配合了他在中国大地推广多元智能理论的意愿的实践。

2003年2月起，我受课题组委托，与加德纳和他的代理人、香港中文大学的卢乃桂教授多次通信，邀请加德纳2004年5月来北京，参加“借鉴多元智能理论开发学生潜能实践研究”课题组召开的国际研讨会。商讨他来京参会和演讲的费用时。他在3月21日给我的信中提出的惟一条件，仅仅是“报销”差旅费，没有提到演讲的酬劳问题，这原因他解释为：“虽然邓小平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明年前往中国决不是为了致富.........”

不要忘记，加德纳在美国演讲多元智能理论一次的报酬，是两万美元。这两封信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人类使命感和他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友谊，同时也说明了他的幽默感和对于中国政治的了解和关心程度。

2003年11月中旬，我告诉他这本《加德纳·艺术·多元智能》年底将完成的消息，并将各章节的题目用英文附在信中请他过目，请他为我的书写序言。他虽然一口答应，但表示实在太忙，想2004年5月第5次访问中国以后再写。我告诉他这本书的出版，是欢迎他访问的活动之一，希望最迟不超过12月底完成。他同意了，但希望如果届时没有收到的话，我能在12月底之前提醒他。

12月8日，还有等我提醒他，信就来了：

“问候你！我终于找到了一点时间，为你关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大作写序言，并附在这封信里送去。我希望它符合你的愿望。

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直接告诉我，我将尽量满足你对序言的要求。

无论如何，请尽快让我知道你收到了这份序言。

祝你2004年一切都好，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在北京见到你。”

序言很长，但没有针对中国读者的内容，于是我9日回信，感谢之余请他谈谈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的话题。10日，他就补充了本书序言中的倒数第二和第三段，满足了我对序言额外的要求。

对于2004年5月第五次前来中国，再次访问香港、北京、广州、上海，加德纳是非常向往的。这项计划早在2002年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2003年他在给我的多封信中，都表示期盼着明年与我的会见。对于自他1987年离开以后，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的普及实践，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

2003年12月22日，加德纳给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一位1994年的毕业生张开兵女士，写了一封信。为了让我们两人互相认识，他将信同时转给了我。张开兵女士的英文名为“愉快”（Happy），曾任香港哈佛大学校友会的副会长和秘书长，是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多元智能教育协会》的理事长和2004年1月份创刊的《中国多元智能》杂志的出版人。在这封信中，加德纳对中国与多元智能有关的协会的成立和杂志的创刊充满喜悦之情：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了《多元智能协会》的成立和你有关多元智能的杂志。我希望经过努力之后，你的协会和杂志都将获得成功。

我在将要到来的5月里访问中国，在香港将做停留。

几年前曾经访问过我实验室的沈致隆教授，最近要用中文出版一本有关我工作的书，他的地址如下.........我在附件中给你送去为他的书写的序言，你可以与他商量是否在你的杂志上刊登，这样对你们双方都有利。

希望访问时能见到你。”

我离开哈佛之后他的来时还是很多，不少信件反映了他有关多元智能理论、艺术教育的思想观点和见解，对于研究他的理论，认识他这个人，也很有启发。我曾反复阅读他的信件，发现始终贯穿的主题，就是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对人类前途的思考，对中国学者和人民的感情。这些内容有的在本书的前面章节中作了介绍，有些将在后续章节中出现，请感兴趣的读者注意，本章就不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