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多元智能理论之父的中国情结
加德纳是否有中国情结？这是我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外过去都没有人提出或讨论过，无处可问只好问自己。
经过我与他近10年的交往，通过认真阅读他的著作和来信，观察他的爱好与为人，分析他的谈话和思想，我逐渐得出了以上问题的答案：他有。
加德纳对中国有特殊的兴趣，与中国也有特殊的缘分。
他曾经在1980年（逗留两周，作为哈佛大学访华代表团成员）、1982年（两周，参加中美艺术教育研讨会）、1985年（三周，参加艺术教育研究的中国项目交换小组的调研工作）和1987年（三个月，最后完成研究中国艺术教育的使命）四次访问中国大陆，前后逗留的时间接近5个月，走遍了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广州、南京、无锡、苏州、济南、曲阜、桂林、柳州、厦门、成都、西安等许多城市，有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厦门，他还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访问，难道只出于学术的目的甚至旅行观光的动机吗？非也！
我曾经横穿多佛海峡从英格兰前往法国，在巴黎逗留一个星期，游览了包括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在内的许多重要名胜古迹。巴黎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又是世界著名的艺术之都，吸引着全世界的艺术家和旅游者。但是如果现在让我再去一次，除了愿意重卢浮宫博物馆和奥赛美术馆，去寻访艺术珍品的踪迹并细细品味以外，别的地方包括登上埃菲尔铁塔的塔顶，一览巴黎的风光，对我已经没有多在吸引力了。
加德纳四次访问中国大陆，后两次还曾经携带夫人一起来，并于1986年1月为收养中国血统的婴儿做养子，访问了台湾，原因何在？加德纳前两次已经熟悉了中国，自己有三个健康、聪明、漂亮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再来而且收养中国血统的婴儿呢？
由此可以推论，本书上一章介绍的加德纳的四次中国艺术之旅，特别是后两次，决非为了猎奇，也不是由于纯学术的原因。
根据我的分析，一方面是客观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哈佛大学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中国艺术教育的开展，《零点项目》和加德纳所做的艺术教育研究工作，使加德纳命中注定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此外还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观原因。
其一因为加德纳是世界型的学者，服务于全人类是他的学术宗旨，中国有13亿人口，不可能忽视。
其二因为加德纳与华人一样，同属于在美国被公认的三大优秀少数民族（犹太人、华人、日本人）成员。美国主流社会认为这三个少数民族都具有重视家庭、重视教育、吃苦耐劳的共同优点。加德纳由于这些共同点从心理上对中国人感到亲切。访华期间，他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中国人身上的特点，无论正面还是非下面的，不止一次使他觉得与自己出身的犹太民族有相似之处。
其三，就是古老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艺术的无穷魅力，对于他跨文化的认知研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深深地吸引着他。中国的教育、中国的艺术，对于他创建和实践多元智能理论，具有启迪作用，使他加深拓宽了对艺术教育的方法、本质和创造性的认识。
21世纪以来，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对加德纳的崇拜也逐渐加深。能够邀请到他的还没有通过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的学生，来到自己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作报告，也成为国内中学可以炫耀的资本。请加德纳本人到中国、到自己的学校或者学术研讨会上作报告，甚至到北京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也决非容易的事，人们就以为他的架子大，对中国不感兴趣。其实不然，对于中国，他非常热爱，非常感兴趣，而且已经了解。他不但熟悉中国的绘画，尤其专门研究过书法与中国其他艺术包括绘画、雕塑、舞蹈甚至武术的关系，阅读过孔子、孟子、老子、沈从文、茹志娟等从古代直到当代的思想家、作家的作品。他是一个世界型探索型的学者，对于已经熟悉的文化，研究透彻的国家，如中国，不一定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当在情理之中。
从他在中国的经历和他与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加德纳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崇拜者，具有极深的中国文化和艺术情结，甚至也可以说有不解之缘。作为一个音乐家和艺术教育家，一个热衷于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认知和发展心理学的创造者，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中国艺术的千娇百媚，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给予他的灵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感激之情。他自己曾当面对我承认，中国的艺术和历史文化以及哲学思想，对于他提出多元智能理论，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当我问他定义存在智能的想法从何而来时，他没有下面回答，只是说：“你去研究老子，就清楚了。”他还对中国的艺术和中国古代文化充满崇敬之情。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他对中国社会落后的一面很不适应，但对中国后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还是表示出由衷的赞叹。
一、加德纳心目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加德纳198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第一站，是广州的中山大学。下飞机以后，对中国第一印象，产生于坐着面包车前往中山大学的路上。那时，他对中国感到茫然和困惑，得不出任何结论。
“当我们经过市区前往中山大学的时候，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眼看到的景象：林阴大道上是一望无际的自行车的海洋。所有的骑车者都缓慢地奔向同一个方向，整个人流像一支铁铸的箭头指向北方。无数的骑车者服装单调，不是蓝色就是土灰色，很多人嘴上带着外科医生才带的口罩。他们或者去上班，或者下班回家。很多人在自行车上驮着日用百货、家具甚至驮着另外一个人（通常是孩子）。中国意味着什么？是善于忍耐和受苦的民族？还是东方的希望和光荣的无产阶级？这取决于你的想象和究竟采信何种视角的观察。是相信赛珍珠的回忆呢？还是相信与此相反的宣传？”
我们不能责怪加德纳。由于中美两国的语言、历史、文化、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哲学、宗教的差别太大，美国人很难了解中国。加上大多数美国人具有天生的优越感，也不愿了解中国。此外由于许多媒体和政客的倾向性报道或言论，总的来说，中国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不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是负面的。
作为一名严肃的美国学者，加德纳在任何问题上从来都不人去亦云。经过四次访问之后，他终于拨开笼罩在中国上空的迷雾，得出了自己的结论。1999年2月，加德纳在为我翻译的《多元智能》一书写的序言中，表明了他感觉到的中国，是自己理论的知音和“东方的希望”。
“我也知道中国社会是注重实效和善于随机应变的，你们渴望着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智力潜能。基于后一个原因，我相信多元智能的观念在你们古老国家的每个角落里，都能遇到知音并找到培育的肥沃土壤。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你们古老文明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这一变化，除中国改革开放以为消除了文革的影响，在世界上逐渐形成的良好形象以外，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起了很大作用。更加戏剧性的是，在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的两个星期之中，这个变化就发生了。
1980年访问中国时除广州、上海、北京之外前往济南，对于加德纳来说是意料之外的。因为哈佛大学代表团中绝大多数人，过去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城市，事先计划好的路线中也没有这个城市，但访问济南对于加德纳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济南之行及附带的曲阜一游，使他结识了身为美国文学顶尖级专家的山东大学校长吴富衡教授。在后者的陪同下访问孔子的故乡之后，加德纳对中国的认识渐渐明朗华，理性化了，他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古老和博大精深，倾倒于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他们融贯东西文化的学识，从而形成了他的中国文化情结以及与中国学者和教师的深厚友谊。
“对于我来说，此行旅途中最愉快的经历，就是离开了原定的路线，前往济南的几天日子。..........访问济南已经足以令我满意了，但真正的收获还是孔子的故乡曲阜之行。这是一个可爱的老城，我们住的招待所设施也十分完善，条件一流。此行使我有机会在孔子2500年前教书的街上漫步。边听着吴富衡校长谈论他崇敬的孔子的一切，边游览埋葬着孔子的儿孙、生活着孔子后代的曲阜的市容，真是一次非常惬意的经历，令我永难忘怀。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在苏格拉底的信徒带领下，游逛柏拉图亲戚住地附近的市场一样，体会着人类文化的古老和永恒，从而牢记终生。
和吴富衡校长在一起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对于我来说，最具魅力的是什么。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有着一些热情、睿智、思想深邃的世界型学者。这些人曾经接受到东西方不同文化的洗礼，后来又承受了巨大的政治波澜和人生灾难的考验。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在同等境遇下，可能就被悲惨的遭遇压垮了。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没有被毁灭，而是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如此，我们因为经历过的苦难反而变得更加坚强。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我至少认识了半打以上像周恩来那样的人物。如中山大学副校长夏书章、山东大学校长吴富衡和中国顶尖级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人。他们似乎代表了中国过去最美好的一面，今天又在困难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忠实地承担起转变中国命运的重大责任。这些人过去曾经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忍受过极度的折磨和痛苦，但是他们今天并没有向外界（美国代表团）表示。相反，他们表现出的礼貌、诙谐、幽默、温文尔雅，使来访的我们，从他们身上感觉到世界是美好的，中国是美好的，我们自己也是美好的。
正是中国的这些聪慧、坚强、自信、爱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的祖国和人民赢得了包括加德纳在内的美国学者的心。而在此之前，加德纳还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对中国没有正面的印象。
加德纳198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和山东曲阜时遇到的一切，以及他内心的上述思想活动，使我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当时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拨乱反正也才刚刚开始，人民思想混乱、生活水平低下，环境恶劣，公共设施简陋，百废待兴，哈佛大学代表团遭遇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生活习惯的差异、政治制度的不适应、各方面条件的不如意之后，仅仅由于几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就使第一次出访中国的美国学者，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产生美好的印象，确实使我感到意外。仔细回味，感触良多。
首先，我体会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普遍人从物质上说，力量是有限的，但精神的力量却是无穷的。想帮助自己的国家，人人都可以办到。谁能说加德纳先后四次来华，一心在中国普及多元智能理论，帮助中国推进教育改革，实施素质教育，与第一次见到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关系？
其次，我因此对这些老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归国留学人员充满了尊敬和崇拜之情。过去大约因为自己是学自然科学的，我只知道钱学森、郭永怀等获得两弹一星勋章的自然科学家，是留学归国人员为祖国建立功勋的榜样。现在从加德纳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我体会到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回国以后，一样可以报效祖国。联想起我在访问哈佛听到和看到的，那些因为文革中自己受了委屈，就在国外出书，向美国人诉苦，向美国法院控诉自己的祖国受到的“迫害”，将中国写成暗无天日，永远沉沦而没有希望的国家，并迎合美国对中国“遏制”派的需求，以此换取金钱、绿卡甚至婚姻的人；联想起最近因为中国驻外使领馆的人在他去办事时效率不高，脸色难看，就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网上诉苦，并发誓“从此不做中国人”的人，吴富衡教授等老一辈留学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令人仰慕万分，永远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学习的榜样。
二、加德纳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向往
尽管198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只有三个星期，但是在很多方面，中国人使加德纳这个欧洲犹太人的后裔，感到非常亲切。中国震撼了他的，还不止这些可敬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为他过去长期埋在心里的对中国的兴趣，提供了合理解释。
在整个中国，他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这与他童年时的家庭环境相仿。尽管不断有外族入侵和干扰，但中国自己悠久的文化竟然持续了几千年而不衰，使他想起自己的民族犹太人。犹太人也像中国人一样，力图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他感到中国人还有其他不少与犹太人相似的地方，如对学习和学问的热情，对老年人的尊重，温和文雅，不善幽默，常常有负罪感，喜欢怀旧，相对较少有干预和改变世界其地方的需要和愿望。
但是事情并非那样简单，有时间他还是“读”不懂中国。
他第一次到中国，就听说了文化大革命惊人的恐怖。孩子公开批判父母，丈夫和妻子互相批判，派别之争非常激烈，人们互相批斗甚至批判自己。特别是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使加德纳不可避免地想到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他总是为下面的问题感到头晕目率：尽管经过了残酷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古老的民族为什么在他的眼中还是那样迷人？在他游览过的风景区，广袤的中国大地，可爱的孩子甚至老人，都使他体验到了沁人心脾的美感。在与水牛同行了几千年的农民的步履中，在雄伟的水力发电站里，加德纳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总之，他想更多地游览中国的大地，更多地接受中国的人民。
“我因这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文明的自相矛盾陷入了沉思。这个文明在各个领域里，都有着伟大的艺术成就和科学发明，体现了令人惊奇的久远的人类历史和文化，可为什么我第一次参观时看到的，却是单调而沉闷的社会？我感到奇怪，困惑。..........”
尽管如此，无与伦比的精美艺术作品，无疑是使加德纳钟情于中国的重要原因，加德纳最为赞赏的中国艺术形式，是书法。见识中国的书法，并领会到它的博大精深和在中国艺术和美学中的意义，是加德纳1985年第三次访问中国时前往桂林的事。
1980年他还没有见到对他来说最具有魅力的书法时，就对中国古代的绘画表示了仰慕之情。是中国的艺术，使加德纳还在1980年第一次到中国时，就不管过去听人说过多少中国的坏话，义无反顾地把中国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在中国我特别渴望并珍惜将自己沉浸在艺术之中的那些机会，去探索令我难忘的中国传统乐器的美妙音色，去尽情享受我在华丽雄伟的上海博物馆看到的那些美术作品中的山峰、云朵、树木、动物的永恒魅力。虽然美国有人认为那些艺术品公开展出的惟一原因，是它们历史的久远，但是实际上我认为挑选它们出来展出，很明显是因为它们无与伦比的美。作为一个儿童艺术的研究者，我想知道中国儿童今天所受到的训练，能否使他们融入自己民族如此优秀、高雅的美学传统之中。
就像亨利·亚当斯被中世纪吸引，艾瑞克·艾瑞克森被印度吸引，我现在被中国吸引住了。中国，成了我选择的职业生涯当中要探索的主要问题获得启迪的源泉，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I was now being drawn to China as a source of illumination on the questions central to my chosen profession and important to my life.）
虽然加德纳最崇拜的画家有两个：毕加索和伦伯朗。但他进行了细致深入研究的，只有毕加索一个。他曾经引用毕加索的说法，并且表明自己赞同他的观点，这说明了中国艺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毕加索的这句话是：“中国的绘画和书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视觉艺术，而欧洲只不过名列第四，排在第二日本艺术和第三非洲部落艺术之后”（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ere the greatest visual arts in the world European placed fourth , behind Japanese and African tribal art .）
加德纳1985年到桂林时，被一位姓马的双手书法家的表演吸引住了，并且不顾接待单位的婉转劝阻，购买了他的多幅作品。这是他第一次见识中国的书法艺术，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根据自己的体会，他赞同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周文中教授的以下观念：书法不仅仅是中国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而且是所有中国艺术的根。一切有关中国艺术的问题都能从书法中得到答案。中国的绘画起源于书法，其他的艺术形式如诗歌、舞蹈甚至乐器，都明显地表现出它们与书法之间的联系。
加德纳在观看表演时，书法家的一笔一画给他的视觉效果，书法家完成的那些带有动感的字体，与这些字体表示的文化意韵组合在一起，给了他一种全方面的崭新的艺术体验，那感觉就像“中国版的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
“就像书法艺术揭示了中国艺术和美学的源泉一样，书法的练习方法，概括了学习所有艺术形式的关键。许多世纪以来，人们设计了严格的程序，用来书写不同的中文字体。怎样磨墨，怎样抓笔，怎样运笔，怎样舔笔，怎样蘸墨，怎样用印，都有一定的规矩。书写时以上所有的动作，都像是舞蹈家的表演.........
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自己是否掌握，都知道书法的规矩和程序。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是这种规矩和程序并非仅仅应用于书法的练习，也并不仅仅应用于线形艺术。从舞蹈到武术，甚至数学，许多技艺或学科的教学和传授，都能够借鉴书法的练习和表演。
我发现中国的书法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可能是它极高的艺术性吸引了我，也可能是人们欣赏书法表演时宽松舒畅的氛围吸引了我。可能是我在观察书法家怎样运笔时被吸引住了，也可能是研究它的起源和技术时被吸引住了，更可能是在我琢磨那些字体神秘的形态，并试图找出它们字面上的意思和要表达的意境之间的联系时被吸引住了。不仅如此，书法与音乐的内在联系，特别使我动情。中国书法中那些字体的韵律、织体、结构以及激发起的我内心的情感，都和人们沉醉于音乐时的感觉相同。
我非常喜爱西方视觉艺术，但是总觉得它们离我很远：因为我是色盲，而且缺少立体感。在桂林，我感到自己一生中第一次遇到了如此奇妙的艺术，既包含了西方视觉艺术的一切优点，又富有音乐感，还能使视觉有障碍的我，充分地欣赏到它的美妙，这就是中国书法。中国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想争取更多的机会观看书法表演，进一步学习并了解它的奥秘。”
加德纳初次接触书法艺术，就发表了“从舞蹈到武术，甚至数学，许多技艺或学科的教学和教授，都能够借鉴书法的练习和表演”，书法艺术“既包括了西方视觉艺术的一切优点，又富有音乐感”的观点，看出了书法中表现出来的音乐的旋律、结构和织体，令我身兼书法家和山水国画家的父母沈承书先生颇为惊奇。他告诉我，不要说美国心理学家，连中国的书法家也不一定说出这么深刻的话来。
加德纳1982年第二次来华时，是参加中美艺术教育研讨会美国代表团的团长，会议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先后举行。由于美国代表团中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代表的坚决要求，中国主人安排加德纳一行用一天的时间游览了苏州。
美国代表团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从上海出发，坐了两个小时舒适的火车来到这座加德纳眼中“古代的花园城市”。他们习惯了中国的大城市，还没有机会游览风景如此美丽的古老建筑，以及苏州那些具有田园风光牧歌式的街景，因此非常兴奋。在这里，加德纳知道了明代的许多著名学者和文学家，曾在苏州生活过并完成了他们流传后世的著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明白了东方文明对于他有多少重要。因此，加德纳十分感激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这位代表提出的要求，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对中华文化的赞美：
“这就是吸引西方精英和学者前来中国的文化。尽管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已经被完全毁了，但中国的文化还在。当我们（在苏州）徒步走过形状奇特的假山，走过茂盛的灌木林和花丛，走出幽雅的池塘和因反射太阳的光线而闪烁光芒的山洞和平缓的小丘时，当我们欣赏那些带有佛罗伦萨风格的房屋装饰和家具时，我又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为什么自己被中国吸引住了；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文明。无论用多少种方式，你永远也不能超越它。任何对艺术、教育以及创造性感兴趣的人，都必须来到中国并紧紧地把握住这种文明。”
加德纳对中国文和艺术的深刻理解，高度的评价和崇敬，使我受到极大的震憾。他形容中国文化和艺术时所用的诗一般美好的语言，对中国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和尊敬，使我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翻译以上这些段落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加德纳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感情，更不会忘记他的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教育改革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中国永远欢迎这位伟大、公正、心地善良、对中国人民极其友好的科学爱！
三、金陵饭店房间钥匙引发的思考
1987年的春天，加德纳和夫人埃伦携带1986年1月刚从台湾收养的中国血统男孩本杰明·加德纳，在南京逗留了一个月。他们夫妻带着孩子，出入幼儿园和小学，进行艺术教育的调研和交流，住在南京当时最好的金陵饭店。
金陵饭店是一家位于市中心的豪华宾馆，条件优越，设施齐全，无可挑剔。但是房间的一把钥匙和儿子本杰明的故事，引发了加德纳对于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美中教育的比较。
房间的钥匙附着在一个较大的塑料牌子上，牌子注明了房间的号码。宾馆要求客人在离开饭店的时候，连塑料牌子一起留下房间钥匙。要么交给服务员，要么通过一个插孔，将钥匙放进特定的插座中去。由于插座上的孔是长方型的而且很狭窄，钥匙后面又连着塑料牌，所以必须小心地摆好位置，才能将钥匙紧贴着插座上的钥匙孔放进去。
当时他们的养子本杰明只有一岁半，却非常喜欢携带这把钥匙，并摇晃它使它发出声响。他还喜欢从插座上钥匙孔附近的地方，试着移动钥匙，力图将它插进钥匙孔。由于他年龄太小，又没有使用经验，经常失败。但是本杰明不在乎，可能是喜欢听钥匙与门的撞击声音，或者喜欢这么做时的感觉，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并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但他往往要失败好几次，钥匙才能进入钥匙孔。
加德纳和妻子埃伦非常高兴本杰明这么做。因为他们一般没有急事，也不认为这种失败有害，本杰明也就有足够的时间尝试这种游戏。但是加德纳夫妇很快就发现附近的服务员，甚至偶尔从旁路过的旅客，都会过来观看。只要他们看到本杰明失败了，就忍不住要“帮助”。他们把着孩子的手，将钥匙朝向钥匙孔，必要时纠正本杰明的方向，帮助他把钥匙插进孔中。然后，他们就向加德纳和埃伦露出微笑，似乎等待一声感谢。
加德纳夫妇并不愿意表示感谢。因为本杰明没有到处乱跑，旁人没有监护和帮助的必要。父母就在旁边，而且知道他在干什么，并没有进行干预，旁人的“帮助”使加德纳夫妇非常尴尬。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父母在孩子社会化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这方面，他们和那些中国的好心人产生了分歧。
与一个婴儿一起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以后，加德纳有足够的时间比较本杰明和中国的幼儿，观察中国成年人和他们幼年儿童的关系。
成年人经常接近本杰明，只是对他说“你好”，或者和他一起玩。有时成年人逗他玩，假装送给他或者给他看一样好东西，但是随后又收回了许诺的奖励。更经常发生的，则是帮助本杰明做一件事，比如帮助捡回他玩的球，帮助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帮助他穿鞋，引领他离开容易磕碰的地方等。
这使加德纳夫妇明显地感到，幼儿在中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玩具，成年人甚至青少年对于干预儿童的成长过程，丝毫不感到后悔。一开始他们预测可能有人以为本杰明看起来像中国，因此对这种干预并不以为然。但是他们发现有些西方人的孩子一点也不像中国人，在中国的长成中也受到了类似的干预。他们感到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很明显意见是一致的。因此在不经意地遇到本杰明的时候，就表现出他们惯常的做法。
加德纳很快就意识到，这件偶然事件和他在中国要完成的任务有直接的关系。这任务是调查儿童早期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的方法。更广泛地说，就是了解中国人对待创造教育的态度。因此不久以后，这个“钥匙孔”的故事与他在中国研究艺术教育的任务就结合了起来。加德纳的报告会上，或者在与他的中国同行们研讨会上，经常讲这个故事，然后调查了中国教师和家长的反应。
意料之中的是，他遇到的中国同行和家长的态度，和金陵饭店的服务员如出一辙，极少例外。
他们的理由是，蹒跚学步的孩子还太小，不知道自己要干的是什么，而成年人知道怎样将钥匙插入钥匙孔，插入钥匙孔又是最终实现的目的，那么眼看着孩子失败又有什么益处呢？他可能会因为实现不了的结果而失望并生气，为什么不教给他怎么做呢？这样可以使他和他周围的人愉快。他快一点学会怎样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就可以学习从事更复杂的活动或工作，比如可以自己向服务员要钥匙。
加德纳夫妇同情地听着这些他们不能同意的解释。他们造成有的时候告诉一个孩子做什么是重要的，他们不愿意本杰明失望，有挫败感。但是正像加德纳说的，本杰明并没有因为自己失败的尝试而灰心，相反，孩子感到的是高兴。为此，教授夫妇进一步向自己的中国同行说明，大多数美国人对于此事有不同的观点。
首先，加德纳夫妇对于本杰明是否能够将钥匙插入钥匙孔，并不介意。他们关注的，是本杰明是否愉快，是否进行了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他们夫妇袖手旁观的同时想教给孩子点什么，就是一个人应该有效地依靠自己去解决遇到的问题。这种依靠自己的价值原则，是美国中产阶级养育子女的行为。他们夫妇认为如果手把手教给孩子怎样准确地做一件事，如将钥匙放进钥匙孔，画一只公鸡，或怎样为做错的事道歉，他不大可能自己领会到完成这个任务的方法。美国人在很多情况下，必须学会自己思考，自己解决遇到的问题，甚至自己去发现需要创造性答案的新问题。
而“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国人则更加习惯于依赖什么人，即使父母不在身边，也要寻求朋友的帮助。而美国人，则更强调个人奋斗。
加德纳还意识到将钥匙插入钥匙孔这件事，表明了两国教育和艺术实践的重要差异。一方面，是对于开发“基本技能”和“核心知识”的需求，认为这是在某一个领域取得成就的基础。与此相反的，是松绑的呼吁，认为如果希望创造性在儿童的早期得到培养，并且在以后的年龄得到体现，似乎要选择对早期儿童教育的改革，给儿童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自己教自己。中国和美国似乎就是技能学习为主还是创造性培养为主这两种矛盾的选择的主要代表。即使在美国，两种观点也一直争论了很久，相持不下。
从这个“钥匙和钥匙孔事件”的表面上看，与美国的父母比起来，中国的父母更愿意作为孩子的保护人，更愿意手把手教会孩子做一切事。但是只在中国存在的寄宿制幼儿园，又给加德纳相反的信息。
他是从一本名为《东方是红色幼儿园》的书上，知道中国有一种寄宿幼儿园的。他知道这种幼儿园儿童只有星期六晚上到星期日晚上回到家里。在其他的时间里孩子们睡在轻便的小床上，在幼儿园接受各种医疗照顾。寄宿制幼儿园对于具有儿童心理发展背景的多数西方人，是很难接受的。在中国这种幼儿园却受到格外的器重，不但竞争激烈，还要收费。原因是这种幼儿园的高质量，使得在高度竞争的中国学校体制中，孩子们处于一开始就领先的地位。这种幼儿园还可以使父母有时间从事各自的工作和学习，而这些父母在加德纳访问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正在努力把“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受的教育损失补回来。他当时甚至假设，在中国可能由于很多原因，很早就有将父母与孩子分开的传统。
1985年加德纳在广州，就参观了这样的幼儿园。虽然这个幼儿园在创造性教育上取得的成绩，赢得了他的称赞，而且他知道当时能进入这类幼儿园，在中国是一种特权的象征，是特权阶层津津乐道的事，也是平民百姓羡慕不已的事情。但是他对这种幼儿园，却持否定态度。
1985年在广州进餐的时候，加德纳发就发现一起吃饭的大多数接待他的领导干部子女和孙子女，都送进了寄宿的幼儿园。当他1987年返回中国的时候，又发现很多最优秀的学生和年轻的大学教师，也曾经进过寄宿制幼儿园。他因此得出结论：寄宿制幼儿园是今日中国迈向特权阶层的通道。他很怀疑这种体制的优越性。因为这种幼儿园在儿童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割断了他们和父母家庭本应有的密切联系，使之过早社会化。即使他们智能超群，却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造成人性的断层。因此他很怀疑文化大革命中向老一辈造反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是曾经进过寄宿制幼儿园的人。
加德纳对于寄宿幼儿园虽然不赞成，但中国的教育给了他不少有益的启示。他对于多元智能理论和中国的联系，比所有中国人的认识可能都要深刻。在中国研究并实践多元智能理论的学校里，教师都知道哈佛大学《零点项目》实践多元智能理论的三个著名项目，也就是学前儿童的《多彩光谱》项目、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小学的《重点学校》实验项目和高中阶段《艺术推进》项目。加德纳1989年在谈到它们时说：
“我第一次卷入了一系列由于多元智能理论而产生的教育项目。以上三个项目不但极大地影响到我们在中国的观察视角，它们的本身也受到了我们在中国的经历和体验的影响。”
随着对中国艺术教育研究的深入，加德纳在充分肯定了两国之间差异的同时，逐渐看到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可取之处，从本章的以下部分可以发现这一点。
四、加德纳关于中美艺术教育的比较
加德纳对于中美艺术教育的正式比较，开始于1982年10月参加中美两国最高层次的艺术教育研讨会后。
会后回国，为了向赞助这次会议的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汇报，代表团9个成员每个人提交了一篇报告。加德纳的报告1983年1月在美国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的内部刊物上发表，题目是《中美艺术教育的差异》。文章在多个方面比较了那时两国艺术教育的不同之处。认真浏览这篇非正式发表的文章，发现加德纳总结了8个方面的差异。非常有趣的是，加德纳在这篇文章中比较两国的艺术教育，用的是“中美”而不是“美中”，也就是先介绍中国的特点，然后再对比美国的做法。
1、组织管理和资金来源
加德纳知道，在中国教育是集中的，自上而下组织的。教学大纲和有关政策在北京制定，，全国都要协调一致，努力完成，只有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例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美国艺术教育的管理是完全分散的。50个州的方针各不一致，有时一个州里的不同学区也有很大差异。因为在美国，差异不但被允许，而且受到鼓励，地方的特点受到尊重。
两国艺术教育的资金来源不同。在中国艺术教育的资金那时全部来自中央政府。在美国资金不仅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和更低一级的地方政府，也来自公司、小企业和各种基金会、宗教团体和自愿捐献的个人。艺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私人，靠儿童家。
他认为，多种资金的来源使美国的艺术教育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广泛的资金支持，但缺点是不稳定，造成今年不知道明年能否得到资金的保证。中国资金渠道单一的缺点是缺乏社会支持，但也相对稳定，可以制定相对较为长远的计划，而且实现计划的可能性比美国要大。
2、目的
加德纳发现，在中国艺术教育与一般的教育一样，还有政治的、精神的、道德的目的，其次才是美学的目的。参加艺术活动被认为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动机和善良的情感。衡量艺术作品和艺术表演的标准，也是看它们能否做到这一点。
加德纳认为，美国艺术活动在政治、精神和道德层面上的目的都不明显。如果有人说艺术作品和艺术教育可以为政治服务，绝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对于艺术能够提高人的道德或精神境界，多数人也不会赞同。在美国的社会里，政治的、道德的、精神的教育，由父母、父辈和宗教团体负责。如果学校试图承担以上教育，普遍地会遭到埋怨。事实上，美国人习惯于把艺术视为自我表现的方式，创造力的源泉，人的本能体现以及个体多样化的标志。从事艺术活动时没有中国人那种政治的、道德的和精神的目的。
但是他同样认为，政治的、道德的和精神的目的在美国没有得到认可，并不表示艺术教育中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其实，许多美国的评论家在各种艺术课程中，也看出了其中包含的健康的政治和道德的哲理，但却很少把这些道理讲出来。如果公众发现美国学校的艺术教育是为了政治、道德、精神的目的，大多数人都会表示反对。
加德纳还发现，中国教育家认为艺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儿童的美感，使之能够欣赏美的和谐与平衡。认为美是和谐与平衡，来源于中国传统美学对于和谐与平衡的尊崇。教育家们希望孩子们从低年级起就能明确地区分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鼓励孩子们按照教育家自己的标准画出美的图画来。
美国艺术教育的体系中，美无疑也是评价作品的一项标准。但美的标准则是开放的，并未事先确定。而且美也不是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美学价值的惟一标准。人们认为即使某些艺术作品不美，甚至使观众感到丑恶、悲伤或者不和谐，只要表现了现实，是真的，就是有价值的。
3、方法
加德纳发现，中国艺术教育的重点，在于技巧的训练，目的是培养高水平的艺术演出能力，建立造型艺术中的美观念。技巧训练受到格外重视的原因，在于认为技巧是个性和自由发挥的基础和起点。
在这种观 念的指导下，中国的艺术教育多采用严格模仿的办法。在表演艺术的学习中，学生努力模仿老师扮演一个角色的“正确的方法”。在绘画和雕塑艺术中，学生力求能力临摹或复制他面前的艺术作品。
加德纳认为，在美国的艺术教育中，特别是早期的儿童艺术教育中，技巧退居次要地位，甚至没有地位。人们更强调儿童的本能反应，强调儿童出自本能创作的独特的作品。人们认为技巧训练应该晚些开始，最好是在儿童希望更充分地表现自己时自然而然地进行。因此在美国技巧训练晚于概念的创新，而在中国技巧训练领先。
在美国，单纯的模仿往往被认为对自主的发展和创造性的培养有害，遭到人们的反对。很多教师从来不向学生展示自己的视觉艺术作品，以免学生临摹。教师经常向学生提出问题，而且提出一些没有惟一或标准答案的问题，鼓励学生探索自己思想或感情的发展过来。在美国，反对传统观念被认为是积极的，不主张对传统毕恭毕敬。
他并不完全反对模仿，美国的艺术教育也不是完全排斥模仿，只是不赞成单纯的模仿。他认为通过模仿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某一类艺术的常用手法，了解历史大师们使用技巧，了解现代艺术家选择不同表现手法。但他反对将模仿当作最终目标，认为模仿对于美国儿童，远不如对手中国儿童那么重要。
4、内容
加德纳认为中国艺术作品的限制比美国多，某些题材和形式的艺术品得到认可，而另一些题材和形式的艺术品可能遭到否定。被否定的原因往往是“不能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有些艺术被说成是色情的或者是“黄色”的而被禁止。中国不鼓励儿童创作在成人眼里是抽象的、丑陋的、不和谐的、概念化的作品，也就是说不允许他们的艺术作品偏离了“美”的轨道，这样在政治上才是较为安全的。
在美国，选择题材是个人的事，没有人干涉。儿童基本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他们自己选定的题材，抽象的、概念化的都可以。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地区，艺术上的差异是巨大的。虽然也有审查，但总的来说，自由度很大，因为美国的艺术教育是多元化的。
两国对于艺术教育侧重点的差异也很大。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艺术教育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就是强调作品和表演，忽视了艺术鉴赏和艺术批评。每种艺术形式，都分别按照它自己的历史、方法和标准来加以判断和鉴别。如果横跨不同的艺术门类存在一些共同的观念，则要到艺术教育的后期才涉及。在中国艺术教育家的眼里，美学是哲学家的事。
在美国，多数教育也是在某个特定的艺术学科之内进行的。但是加德纳介绍说到80年代已经有了一些实验，训练横跨不同形式的技巧。还出现了一些努力，将所有的艺术形式综合起来，培养超越不同艺术形式的理解鉴赏能力。例如出现了新的课程名为《组织》或《形式》，它们无论对于科学还是艺术来说，都是一种通用的“实习”课。还有人在探讨科学和艺术的共同过程，如灵感、想象、发散思维等，试图发现并辨认那些超越不同的艺术形式，甚至超越科学和艺术的概念。既然有这样的想法，当然就有相应的训练出现。
在他看来，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对于各种艺术之间的联系、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联系，很少关注。
5、艺术家
谁是艺术家？谁不是艺术家？甚至在艺术家的认定上，中国和美国也存着差异。在中国，一个人是不是艺术家，加德纳认为主要取决于他是否被分配在政府所属的文化部门从事专业的艺术工作。是不是艺术家，要由权威机构认定，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否则哪怕他技艺再高，也是业余的，不是艺术家。
在美国，“艺术家”的头衔是自己封的。无论艺术修养如何，也无论能否以艺术为谋生的手段，谁都可认定自己是艺术家。可能一个人以艺术为职业，在中国人眼里是专业艺术家，但美国人却不一定承认他是艺术家，认为他不过是手工艺匠人。
6、对待儿童艺术天才的态度
在中国和美国，人们都承认的确有少数儿童具有特殊的艺术天分。但两个社会对此的反应却不相同。
中国幼儿早期艺术职业化的程度，比美国要明显得多。人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以便在幼儿的早期，就确认出那些艺术天分的个体，然后将他们送入其才华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并能使之接受最好艺术教育的课堂、学校或少年宫。因此，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美国代表团看到了相当数量的具有高超艺术技巧的儿童。
加德纳认为从传统的意义上说，美国人不愿意在学校里为那些所谓天资优异的儿童提供特殊的教育。即使有服务于这些儿童的教育项目，也是来自儿童父母的压力，而不是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所情愿的。美国的社会里的确存在着天资优异的儿童甚至神童，但是与中国对待这类儿童的态度相比，美国人似乎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些儿童才对。中美两国的对待天才艺术儿童上的相同之处，就是教师和学校似乎都争先恐后地“指导”并“占有”天资优异的儿童艺术家。
他曾经参观过许多艺术特长生的学校，那些学校专门培养天才儿童，使他们在幼年时期就直接进入艺术家的生涯。他感到不解的是，中国家长在儿童的幼年就已经为孩子选择了某种特定形式的艺术职业生涯，从来没有想过，这种选择是否造成子女未来的不愉快。因为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有长时间的历史，人们习惯了，也就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而在西方，父母和社会给孩子们很多职业供选择，职业的改变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
7、对艺术作品的评价
对一部艺术作品的评价，加德纳认为两国有各自不同的形成过程和表达方式。在中国，对艺术品的评价习惯上是以团体的名义发布的，很难让人以个人的名义表示他自己对艺术品发表的意见。即使一个人表示了自己的观点，那也是经过了团体内部讨论过的意见。
与此相反，在美国个体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毫不犹豫。即使有集体的观点，也是经过成员认真讨论后一致同意的。美国人为发表不同意见感到骄傲，而中国人很怕自己说得不对，不愿意引起大家的反对，在艺术品的评价上也是如此。
8、艺术和艺术教育的地位
加德纳认为这方面是中美艺术教育最重要的差异所在。
他不止一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和著作中明确表示，艺术和艺术教育在中国的地位比在美国要明显地高很多。
他认为由于各种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原因，中国历史领导人都很重视艺术和艺术教育，给予能够创作或鉴赏艺术作品的人以较高的社会地位。他知道从孔子的时代开始，中国就有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即用艺术用品培养人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境界，因此中国人始终为自己艺术教育的成就而自豪。中国社会的达官显贵如果对艺术一窍不通，那将是很丢脸的事。
加德纳认为尽管美国社会有些人很重视艺术教育，但艺术和艺术教育在美国的地位还是很低下的。在学校教育中，阅读、写作、计算等基本技能，就受到了远比艺术高得多的重视。重视艺术教育在美国往往停留在口头上，教育财政一旦遇到问题，第一个削减的几乎都是艺术教育。他认为艺术教育地位低的原因，是美国社会对艺术的作用和目的存在很矛盾的心理。很多掌握权力的人和不掌握权力的人，都认为艺术女人气，柔弱、短命、虚幻，或者不严肃。只要这种看法持续下去，在美国艺术教育就不能像在中国那样受重视，那些在艺术上有很高造诣的人，也不可能像在中国那样享有很高的声誉。
加德纳强调，以上比较主要是观念上的比较。就投入资金的绝对数量来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对艺术教育的投入，比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多得多。但就有限的财力来说，中国决定政策人在资金投入的比例上更重视艺术和艺术教育。
总结了这八个方面的差异之后，他承认以上观点仅仅是1982年访问中国两周的印象，他并不是很有把握。毫无疑问，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不足之处，在文章中加德纳希望其他人能够纠正自己的观点。而且他声明，美国代表团所看到的，是最有才能的学生的表演和最出色的作品的展示，承认对落后地区的艺术教育毫无印象。
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八个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加德纳的大部分结论也是政党的，和我在美国考察艺术教育近一年的感觉基本一致，这足以说明他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精力充沛的科学家的敏锐洞察力。
五年之后的1987年，加德纳携夫人埃伦在中国逗留了更长的时间，对中美艺术教育差异的体会加深了。但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感觉到中国的艺术教育虽然不为多数西方专家所赞同，但自有其合理的部分，不能一概否定。
例如对于中国的艺术教育的方法，他们夫妻二人就有不同的观点。埃伦教授曾发表篇文章，认为中国艺术教育中的模仿练习没有什么优点。但加德纳却并不完全反对艺术教育中对艺术作品的模仿。埃伦教授认为这种模仿压抑了中国孩子创造性的潜能，与1982年中美艺术教育研讨会上美国视觉艺术教育家的观点相同，因为她也受过视觉艺术的教育和训练。但加德纳此时却对模仿和表演产生了矛盾的心理。通过在中国的观察，他逐渐觉察出这种练习的价值，对于放弃必不可少的艺术技巧的练习，越来越缺乏自信。
加德纳作为当年的一个少年钢琴家，自认一直按照日耳曼人的规则行事。德国是一个讲究规则的国家，办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德国人与美国人虽然都是西方人，但行事有一定的差异。因此他发现中国的教育体制虽然不合美国人的胃口，对他这个德国犹太人，却感到很亲切。
他认为至少一些基本技巧训练是必要的，特别在相对生命的早期更是如此。他感到这种体制在今日美国的教育和儿童成长过程中，经常被忽略。
妻子埃伦所接受的艺术教育是视觉艺术的教育，这类技巧的练习在儿童的早期虽然是可能的，但在美国却并不普遍。她的家庭历史和受教育情况，也与加德纳不同。她父母在哈佛受过教育，自己后来又在最先进的美国学校上学，她更适应开放的教育系统，认为早期技巧训练的效果是有害的。因此加德纳认为她在教育上的自由主义，到中国后变本加厉地增强了。加德纳的政治观点对其他国家选择什么政治制度，采取听之认之的态度，尊重那个国家人民的选择。因为在他关于中国的著作中，不评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事件。即使评论教育，也尽量就事论事，不涉及政治和制度对教育的影响。因为历史和出身的原因，他自己基本的教育哲学思想，略为倾向于保守。在中国访问时，他感到自己的某些观点遇到了知音。
同样的原因，他与埃伦的观点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就是怎样对待严格的艺术技巧的训练。他认为，中国人进行艺术教育时师傅手把手地教徒弟的方法，具有相当的价值，应该肯定，并且想将这种古老的教学方法，移植到他的“以个人为中心学校”的理想中去，写入了有关多元智能理论的著作中。而埃伦则反对师徒制的教育方法，认为这错误地导向了单纯的模仿，最后产生的是陈旧的甚至没有意义的作品。
他们的分歧还表现在艺术作品和艺术技巧训练过程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上。因为被在中国看到的孩子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所折服，加德纳对那些孩子早期接受的技巧训练过程感到兴趣，并不完全反对这些训练。而妻子埃伦持大多数美国视觉艺术教育家相同的观点，反对儿童早期的技巧训练，认为这个过程太沉闷，会压抑孩子的创造性，对中国孩子出色的艺术作品表现出矛盾的心理。
加德纳1983年3月份在北京的一次演讲，说出中美两国艺术教育方法各自的优缺点。他认为，中国教育家们想信教育应该从基本功的训练开始，创造能力会随之发展，而美国教育家则认为教育应从启发创造力、想象力为开端，相信基本功会随着需要而掌握。美国艺术教育的长处在于，孩子们有充分时间自由探讨不同的元素来发展创造潜力。危险在于，当他们要用音乐取得某种效果时，他们所掌握的技能往往不能保证他们达到目的。而中国音乐教育则能保证孩子们均取得一定的能力。但是，当他们达到一定的能力以后，他们可能没有欲望和想象力来运用他们的能力创新，创造有意思的作品。
加德纳参观后发现，音乐和视觉艺术教育所用的时间，在他所看到的地方，中国和美国的学校基本相同。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每周两节课。小学高年级，每周一节。在中学，当时中国没有必修的艺术课。这种情况和美国类似，在小学以后，艺术教育常常由专家在家庭里进行。
如果说艺术教育的组织和时间的多寡类似，他认为艺术教育的氛围在中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的。首先，在中国有广泛的舆论，认为艺术教育是重要的，人们都有共同的愿望，对自己孩子实施各种形式的艺术教育。他发现，艺术教育有助于孩子成为好公民，是社会和家长广泛的共识。他估计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家长们都希望孩子在艺术技巧上尽可能快地提高。
加德纳一再强调，在中国艺术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人们主张必须尽早学习艺术，以使年幼的孩子尽快地达到成人艺术家所拥有的技巧。他认为在中国人的眼里，艺术教育的方法是次要的，没有什么特殊需要注意的地方。通过他和家长的谈话，感到艺术在一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特别的地位，意识到这是中国人特别重视艺术教育的原因。
